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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特殊年代产生的一代，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沙文主义倾向，这种沙文主义表现在地域上——举例来说——就是大院文化。是那种唯我独尊的、蛮横的、粗暴的、爷们儿的文化，他们不跟人说谢谢，没有礼节，很多时候只是出于排外的或者优越的心理。从清朝提笼架鸟的富家少爷到那些张牙舞爪的大院子弟，从大清朝到新中国，这种心理得到了遗传，而这无疑是非常丑陋的。但我相信崔健并非如此，他想表达的或许是热情和坦诚的渴求平等的性格。
我认识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有的生来腼腆，有的性情奔放，但他们都不爱说谢谢。这些人也包括我。对我而言，谢谢是一种虚伪的表达方式。在多数时候，你说谢谢，仅仅是因为你需要说谢谢，你需要让自己看上去很有礼貌很有教养，因为这是社会规范的一种。而我对很多人都不愿说谢谢，比如餐馆服务员，每次看到那些年纪比我还小的姑娘给我上菜的时候，我总是想，凭什么她们要拿着微薄的薪水来给我端菜呢？她们本来都是我的姐妹，她们本来应该有更好的生活。我拒绝自己像一个脑满肠肥的食客一样，一边咀嚼着嘴里的食物，一边头也不抬地对她轻飘飘地甩出一句谢谢。在一个没有小费习惯的国家，我可以默认这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但绝不会用一句谢谢来将之明确化。
你可以把这理解为矫情，理解为偏执，或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嘲笑我，但我就是讨厌这么干。在这里，我的情感是分明地指向平等主义的，表现在对一个因为起点和过程的不平等而无法享受结果相对平等的餐馆服务员的态度上，但现实却逼迫我去接受残酷的市场竞争概念。这造成了很多人比如崔健的矛盾和分裂：“我想唱一首歌宽容这儿的一切，可是我的嗓子却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崔健在那篇访谈中说自己原来是最讨厌虚伪的礼节的，说明他现在也许已经没那么讨厌了。就像我现在偶尔也开始说谢谢了，这种感觉有点像王小波：“对这种改变我有种强烈的感受，有如丧失了童贞……我还不至为此感到痛苦，但也有一点轻微的失落感。”
对整篇文章，虽说不敢完全苟同，但其中多少有不谋而合的地方。
愿不愿意说“谢谢”，那得看是对谁。陌生人帮忙捡一下东西，陌生人帮忙指了下路，陌生人提醒车胎憋了……这些情况下，说句“谢谢”不为过。如果将上面情况中的“陌生人”换成自己的好友、亲人，我是难于启齿说出“谢谢”的。
不光是“谢谢”，像“对不起”之类的话，我都很少说。比如，在公交车上不小心踩了别人的脚，我会说声“对不起”，如果被踩的是比较熟的人，我通常都会以说笑置之，绝口不说“对不起”。
客套话是说给外人听的，亲人、朋友间无需搞些虚头巴脑的行径。举个例子，记得有一次我哥买了些吃的回家，问我吃不，我摇头说不吃。就这么简单，谁也不跟谁客气，不像去别人家做客那般让来让去。
如今，“谢谢”、“对不起”成了大多数人的口头禅，动不动来上一句，张口闭口都是。说些客套话没有错，而且有益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但也得论场合、分对象，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