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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对英美开战时，窗外马路上一辆疾驰而过满载日本宪兵的军车就会使他们惊慌失措噤若寒蝉。黎世杰有时觉得在这些人当中很有一种优越感，因为假定最坏的事情发生的话，他的处境会是所有人的最好的，尽管他并不需要并且总是努力想摆脱这种优越地位。
赵子清没事的时候也会陪他一起坐坐，尽管两人认识不过三年多，但在各自心目中已视对方为至交好友。也许是战争使得这种友情变得珍贵起来，在战争中人总是孤独和无助的。他们不需要事先邀约，而是默契地在某一时间去某一大家都很熟悉的地方，没有相遇就按各自的习惯消费，聚在一起就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一些往事和认识的人，喝着咖啡，吃着法式面包，兴致上来的时候也喝上两杯葡萄酒或威士忌，消磨着时间，结束的时候抢着付账。但他们都不谈未来，也许因为未来太不确定，也许因为根本没有什么未来.
特工总部新年刚过就开始流传一些皖南新四军事件的消息，报纸也遮遮掩掩地开始说“新四军案”如何如何。接着这些消息通过各种渠道开始流传到上海街道上，租界的咖啡馆里。不明就里的人总是表现出顿足捶胸的夸张和忧国忧民的痛苦，而自以为知道一些内情的人却喜欢以冷笑来回应，直到《申报》刊发了委员长的讲话后激起轩然大波又迅速归于平静。不论如何，发生这样的事情总不会使局面往好的方向发展，这算是大家的共识。
倒是赵子清专门找黎世杰说这个事。
“世杰，你要小心了，最近不要再和那边的人来往。”
“我来往过吗？”
“你没有吗？”
于是两人都笑了，赵子清在上海生意圈混得那么熟，他怎么会不清楚药品是给什么人呢？
不过“那边”的行动明显比以前多起来是个确凿的事实。以往在特工总部，总是以对付重庆方面为主要工作，很少有关于“那边”的消息，即便有时有一些针对他们的行动，也总是把他们视为重庆方面的协作者或外围组织。而现在黎世杰每隔一段时间就能听到一些关于他们的情报，不仅在上海发现和他们有关的可疑电台，近郊发生的袭击运输车队的行动也和他们有关，甚至还发生过有目的的袭击机场的行动。尽管一般来说这些行动规模不大造成的损失也很有限，但类似的活动越来越频繁，并且显示出越来越独立于重庆方面的特征。这些活动使得京沪地区的运输线和农村已经处于不安全的状况，足够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基于这些原因，日本人对“新四军案”显得很重视，相应地，特工总部也开始把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那边”。皖南事件之后特高科破获了他们的一个和延安联络的活跃电台，并惊讶地发现，他们在上海已经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组织系统。逐渐地，特工总部和特高科开始在频繁的公文往来中把他们称为“延安方面”，从此以后，“延安方面”和“重庆方面”正式成为一个平行的概念而非如以往那样笼统地视为一体。
和对重庆方面的感觉一样，特工总部对延安方面同样并不陌生，很多人在战前都有和他们打交道的经历，对于象李士群这样背景、历史都很复杂的人而言，就不仅仅是打过交道这么简单了。总的说来，在上海特工总部并不缺乏和延安方面打交道的经验，这种经验至少不比日本人更少，基于这个原因，很多日本方面获取信息也被汇总到这里进行分析。当然，日本人一贯地对中国人并不是百分之百的信任，这些信息都不是很具体，很多时候，他们只是希望了解一些对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