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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则是愤懑、抑郁、担忧等众多情感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态。
虽然周馥简要讲诉过程中语气平淡，没有什么文采，可秦川还是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他甚至能想象得到，和日本人在当年2月才刚刚从英国买来的日本海军当时最新、炮火最强的3790吨的浪速号相比，就是一个是“姚明”，另一个是侏儒的感觉，其对日本人的震撼力可想而知。
周馥清了清嗓子，继续讲述这长崎事件的经过。
8月13日，在日本人的盛情邀请下，一些北洋水师的水兵登岸购物消费，期间，有几个醉酒水兵在妓院因嫖资于妓院老板起了争执。老板报警后，中国水兵和闻讯赶来的日本警察发生冲突，两名水兵被捕，其余逃离现场。随后，逃回军舰的水兵纠集了四百余人冲入日本长崎的警察局抢人，其中一名水兵不知从哪里搞来一把日本武士刀，竟然当场将一名阻拦的日本警察刺成重伤。与此同时，停在港口里的北洋舰队四艘军舰上的大炮也褪去炮衣，将黑洞洞的炮口指向岸上。
这下日本人没了脾气，面对坚船利炮，只能乖乖放人。
按照周馥的讲述，日本《长崎快报》大肆报道了此事。
在日方电告李鸿章，希望李鸿章妥善处理此事后，李鸿章只是轻描淡写地承认“争杀肇自妓楼，约束之疏，万无可辞”，但接着强调，“弁兵登岸为狭邪游生事，亦系恒情。即为统将约束不严，尚非不可当之重咎，自不必过为急饰也。”
也就是说，李鸿章并没有把日本人的照会当回事，这件事在李鸿章看来，就是小事一桩。
不知为什么，发生了打架事件后，8月15日，李鸿章仍然授意丁汝昌全舰队放假一天，并允许450名水兵上岸自由观光。虽然丁汝昌命令禁止水兵持械上岸。可按日方的说法，有许多水兵手持棍棒刀具，其中包括从日本店铺购买的日本武士刀。日方说，数名中国水兵伏击并杀死一名日方警察，早有防备的数百日本警察迅速将水兵包围，配合街边市民对中国水兵展开石块攻击。事后统计，水兵一方5人死亡，44人受伤，另有5人失踪。日方，警察也被打死5人，30人受伤，长崎市民亦有多人受伤。
而按照水兵的说法，当他们行至广马场外租界和华侨居住区时，突遭长崎市民有预谋、有组织的袭击，日本拳师带着人手持刀棍故意拥挤挑衅，结果双方大打出手，早有准备的数百名日本警察随即将各街道两头堵塞，围住手无寸铁的水兵挥刀砍杀。当地居民则从楼上向下浇水、投掷石块，甚至有人手持刀棍参与混战。中国水兵猝不及防，又分散在各条街道，结果吃了大亏，被打死5人，重伤6人，轻伤38人，失踪5人。日方，警察1人死亡，伤30人。
按照水兵的说法，这就是一起有预谋的挑衅屠杀。秦川估计，这应该不是日本政府的意思，而应该是日本民间帮会和地方警察联手自发干的。
事件发生后，在长崎的北洋水师群情激奋。四年公园、镇远、威远、济远四舰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大炮全部退去炮衣，将炮口对准港口里的日本海军军舰和长崎市区。琅威理激烈主张借机即刻对日宣战，不仅炮击长崎市区，还要就此击沉港口里的日方军舰，然后再移师东京湾寻机彻底歼灭日本尚还弱小的海军，确立中国亚洲老大的身份。
只不过，非常遗憾的是，提督丁汝昌不敢擅自做主，在请示李鸿章后，没有听从琅威理的劝告，从而丧失了把日本海军扼杀在摇篮中的大好机会。
秦川在扼腕叹息之余，不仅暗想，如果真要按照琅威理的计划实施，哪里还会有什么日后的甲午之耻？甚至是否能有日后的抗战都很难说。
李鸿章在得知长崎事件后极为震怒，立刻召见了日本驻天津领事波多野，威胁说“开启战端，并非难事，我兵舰泊于贵国，舰体、枪炮坚不可摧，随时可以投入战斗云云。”
虽然日本方面不敢和北洋水师开战而一再道歉，可就是不远认错赔偿，这件事一直拖到11月，驻日公使徐承租再次致电李鸿章，建议断交撤使向日本开战。万分遗憾的是，鉴于中法战争刚刚结束不久，清廷不愿再次卷入战争，顾未批准此意。
虽然不能开战，可这口恶气李鸿章如何能咽得下，李鸿章指示丁汝昌做出准备单方面行动的强硬之态，李鸿章的做法果然起到作用，日本政府宣布接受德国驻日公使调停，了结长崎事件。
日方放软姿态，称此次冲突，属语言不通，彼此误会，不追究责任和是非，对死伤者各给抚恤。日方给中方抚恤52500元，中方给对方15500元。此外，长崎医院医疗救护费2700元由日方支付。
这两件事情，秦川以往闻所未闻，听周馥这一讲不由大为惊讶，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
以往他只知道清朝一白多年来不住点地被西方列强乃至东瀛倭寇欺辱，被别人用坚船利炮威胁，却从没想到大清朝的水师竟然有如此血性兵将，敢跑到人家家里“横行霸道”，竟然也有用大炮指着别人的勇气。。。。。。
这和秦川脑海里的大清兵将的形象反差极大，甚至对于秦川来说就是匪夷所思。
不过，随即秦川心里不由一阵极大的失落涌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