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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宣德、正统时，就要求三品正卿兼翰林院学士，至弘历以后，一般以大学士一人、翰林院学士一人，或“大学士即宰相，或侍郎二员”。
但在明初，则是会试同考官不限品级、出身，最初由礼部推选，翰林院官、京官、教官都能上。
嗯，划重点，“礼部推选”。
会试是礼部的重点工作之一，礼部现在在变法派手里，所以推选谁，只要皇帝不插手，那就是姜星火说了算。
会试乱不乱，国师说了算。
但国师不好意思亲自上，所以让资历深厚的黑衣宰相上了，再配个礼部侍郎，没人能挑的出什么毛病。
永乐二年正月二十六结束的太学之会，没过几天。
二月初八，永乐帝钦命礼部尚书卓敬前往孔庙，祭大贤至圣先师孔子，祭祀结束后，由礼部主持的会试便正式开始了。
二月初九，姚广孝、宋礼、三杨等人，就都跟着考生一块进考场了。
而甲申科会试在制度上跟过去没什么区别，主要有区别的地方，在考题上。
考试时的弥封、誊录、校对、阅卷、填榜等手续与乡试一样，场地在南京夫子庙贡院，考生都在单间里考试，在进去前先搜身，每人发三根蜡烛，进去后房门马上封锁，考生就在里面答题，晚上也在里面休息。
单间里面有两块板，坐着就是椅子，展开就是床，下面放着马桶，吃喝拉撒都是在里面，吃食还得自己准备，因为持续好多天，所以一般都带不容易腐败的食物，通常就是大饼和米饭，然后配上熏肉、咸菜，不然的话，要是食物馊了，肚子再窜稀，那一边吃一边拉一边考，晚上还得睡在马桶上.
总之，自打二月初九开始考试，夫子庙贡院就落锁了，外面都是甲士围着，这时候就算京城要被攻破了，里面的人都不能出来。
反正姚广孝和宋礼以及内阁的三杨，这时候全都得待在考场的评卷房间里，谁都出不去，内阁只剩下胡广一个干活的。
那边更辛苦一些，倒是不好评判。
虽然会试是从初九开始，但一般二十五、二十六日就得开始填榜，二十九日（非闰月）就必须要发榜，时间上是非常紧张的。
淘汰，其实从初九就已经开始了。
第一场试五书（新增《荀子》）义（限300字）三道，五经义（限500字）四道。
虽然第一场经义上面，在考试时间上没有规定得多久写完，理论上只要在第二场之前交上就行，但越早交，理论上考中的概率就越大，因为排名和筛选一般都是赶早不赶晚的。
当然了，收上来的考卷，考官们暂时看不到，在士子交卷后，还有好几道关卡呢。
第一关是弥封官，收卷官根据所治经书分类，然后送至弥封官处弥封，将试卷上填写姓名的折角盖上关防印记。
第二关是眷录官，由书吏用红笔滴字不漏地抄写一遍试卷，考官只看抄写的副本，原本则另行封存保管，这是为了防止阅卷官辨认字迹，杜绝场外串通的可能。
同时，眷录官需要把没有注意避皇帝讳的、自述了门第等个人信息的、在卷面做了特殊标记的、字数不符合规定的、夹带草稿纸的等等不合规的卷子，统统都筛掉，这是考试规定，跟内容无关，你写的好不好不重要，只要你违规了，那就必须要筛掉。
第三关是对读官，也就是说眷录好的副本还会由专门的对读官负责组织人员进行对读，一人读红卷，一人读墨卷，两人一组，必须一字一句用心对读，确保万无一失。
如此一来，经过弥封、眷录、对读三道关卡之后，无姓名无标记无纰漏的试卷副本才会交到考官手中。
而因为要保证会试的公平公正，同一份答卷往往需要好几位考官分别批改，实际上的工作量非常非常的大，再加上工作久了必定会头晕眼花出错，造成对后面阅卷考生的不公平，所以并不是所有试卷都是姚广孝、宋礼和三杨去阅卷的，这里面还有很多“同考官”。
这些“同考官”，基本就都是从《永乐大典》编修组里拽出来的翰林院成员们了。
会试试卷的评阅是在第一场考试之后进行的，两位主考官、三位阅卷官和几十位同考官在评阅过程中面对同一份试卷所使用的方法是相同的，主要有对比评阅法、词句评阅法、证据考察评阅法、经义衡量评阅法等等。
而且不仅仅是考官们不能出院子，为了防止互相之间有联系，制度规定，判不同题目的各房考之间的同考官，也不能互相往来，吃喝拉撒都得在自己的房间里。
只能说，考生痛苦，考官也挺痛苦的，从初九晚上开始，就要通宵达旦地进行试卷批阅，工作量过大，所以基本上就是不分昼夜。
而第一场考试，考的是五书和五经，所以同考官分为两组，一组是五书房，一组是五经房，这个不同组的同考官人数，则是根据各自擅长的领域来分配的，同时也跟题目有关。
呃.还有一点，通常不会有人在明面上提，但是确实是存在的，那就是科举考试的流行风向影响。
士子选择五经里的何经作为本经，往往与其家学渊源、老师、就读的县学府学都有关，但从大数据分析的话，研究《诗》《易》《书》的人数远远大于《礼记》和《春秋》（这里有个题外话，本来应该是考六经的，但是《乐经》已经失传了），这和前三者的字数和难易程度比后两者来得简单许多也有关系，尤其是《春秋》的微言大义，常令专攻的士子知难而退。
正是因为这种现象，所以一般科举出题的时候，也会有针对性地偏向《礼记》和《春秋》或者不偏向。
也就是说，既然朝廷知道士子们学的最多的科目是什么，那么其实是可以人为地控制“大小年”的，这就有点赌运气的成分了。
而这种“大小年”，士子往往会通过朝廷对于用人的需求来判断。
今年甲申科，因为朝廷用人需求很大，所以士子们普遍认为，第一场考《诗》《易》《书》的概率要远超于《礼记》和《春秋》，因为这样会造成科举“大年”。
很遗憾，姜星火不是一个喜欢按套路出牌的人。
所以今年五经重点考《春秋》，五书重点考《荀子》。
因为主要是“同考官”们负责批阅试卷，而主考官和阅卷官则是负责后面的审核，所以“同考官”们，其实才是真正掌握着举子们命运的人，他们通常是用“青笔”来写评语的，一般评语越好，中的概率就越高，通常平均字数在三十个字左右，如果写了一堆好评，那就代表着该“同考官”赌上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向阅卷官推荐这名考生的卷子，一般阅卷官都会重点关注一下。
但是因为名额有限，一般三甲进士就录取三百多人，所以阅卷官和最终决定的主考官，都是慎之又慎的，还会将几十名“同考官”推荐上来的卷子筛选掉一片，然后再从剩下的卷子里优中选优，进行第一场考试的排名。
永乐二年二月十二日，第二场考试，考试论（限600字）一道，判语五条，诏、诰、表内选答一道，试论就是议论文的意思，题目也是从五书五经里出，但跟第一场不一样，不需要用八股文来答，随便你怎么答，散文骈文都可以，重点在于议论文本身的质量；判语就是行政文件，也就是京中各衙门对于下级单位递交上来的文件的批语，姜星火跟老和尚商量定的是两个总裁变法事务衙门的文件、两个六部的、一个寺里的，也算是为国筛选实用人才了；诏、诰、表则是皇帝的公文写作，要求士子模仿上位者的言行，写出相应的诏、诰、表，一般都是汉诏、唐诰、宋表，也就是说情景模拟，给过去的朝代写皇帝的公文，这是为了避免有人触怒现在的皇帝，今年的三道题目就是“拟汉武帝与西域大月氏诸国诏”“拟唐以张九龄为中书令诰”、“拟宋群臣贺孝宗做敬天图表”。
二月十五，第三场考试。
第三场则是简单很多，就一道题，策问，考的是时务策（1000字以上），策问要求文字平铺直述，不尚文藻。
策问，就是以“问”来开头，给一段材料，在阅读材料后，写出自己的理解。
一般来说，策问属于附加题，从重要性排序上，会试重点看第一场经义的八股文，然后是第二场的试论判语和诏、诰、表任选，最后才是策问。
但今年不一样，今年在考试之前，就明确说了三场重要性相同，意思就是策问的得分占比提高了。
果不其然，今年策问的题目就是“论宋朝四民皆本与开海裕国之国策”。
说的是宋朝，但所有参加会试的举子都知道，这是说的今天的大明。
而且既然甲申科的会试，从主办机构到主考官，全都是变法派的人，那么自然这道题的“标准答案”或者说考官的喜好，就不用多说了。
当然，也有可能给伱阅卷的“同考官”是个保守派，暗戳戳地把倾向于变法的策论卷子给罢黜掉，但这种概率始终是不大的。
头铁的有没有？也有，但是这就是属于跟自己过不去了。
所以，绝大多数举子，不管是确实倾向于变法，还是为了自己的前程，都选择了写这些宋朝国策的好处。
而这就是掌握科举的目的之一了，你别管是不是心不甘情不愿，只要你写了，以后你身上就会被先贴上一个“变法派”的标签，而且如果科举始终是这个标准，那么以后大明的士子们，肯定会重点研究变法的这些东西，思想和行动自然会倾向于变法，如此持续下去，那一届届科举考下来，还愁变法不成吗？再加上国子监现在思潮已经全面转型，大明行政学校更是姜星火完全控制的，三条用人通道都在控制里，那么未来就是属于变法的。
二月十六，交完卷子，对于甲申科的考生来说，这一届科举就算是暂时结束了，接下来的事情，就完全不由他们掌控了。
二月二十五，所有考官汇聚在一起，将排好的试卷号码填入草榜中，然后锁起门来，将朱卷和墨卷一一对号，经查无误，则将朱卷和墨卷捆起封存储于堂中，待二十六日正式填榜。
二月二十六日，姚广孝等人又齐聚一堂，开始填乙榜。
二月二十七日，填甲榜，也称正榜，从第六名开始填，第六名到第十八名的名次决定权主要还是在主考官手中，剩下的，则是直接汇报给朱棣和姜星火，他俩已经在宫里等着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