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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了，你们很荣幸，你们是第一个看到这些文件的，蒋委员长都没看到。”
刘永义叫人把桌子摆成长条，他把文件一件一件拿出来，摆在桌子上，供记者拍照。
招待会结束后，刘永义派人把皮包送往张家口，由张家口送往南京。
“皮包事件”弄得日本十分狼狈，虽然极力否认，可是除了日本人自己，没人相信日本说的话。
“皮包事件”让之前的“机场事件”成了小丑表演，关东军不得不放弃派遣大军进入察哈尔的计划，菱刈隆通知李守信：一个旅团暂时不能派，正在讨论派遣较少的部队，一个大队，或者一个联队，身着中国军队的军服。
李守信对日本人的言而无信非常不满，可是事已至此，只能硬着头皮跟同盟军打了，他向菱刈隆发报，要求日本尽快派兵相助。
在沽源，一个人来找刘永义，柯庆东，共产党在华北地区的总负责人。
冯玉祥认为，抗日同盟军的命运完全取决于苏联的态度，苏联支持，抗日同盟军就能坚持下去并不断壮大；苏联不支持，抗日同盟军就将死路一条，在日本和蒋介石的联合绞杀下灭亡。基于这个认识，冯玉祥积极寻求共产党的支持，建议两家合建抗日同盟军，联合抗日。
共产党起初对冯玉祥很轻视，觉得冯玉祥已经过气，察哈尔又小又穷折腾不出什么名堂，于是敷衍冯玉祥，只派一些小头目参加抗日同盟军，可是过不了多久，发现冯玉祥雄风犹在，振臂一呼应者十万，于是改变看法，开始积极与冯玉祥合作，派来的人员也换成了大头目，打算利用冯玉祥的威望创立一支红军，在共产党看来，察哈尔也是有优势的：贴近蒙古，可以很容易得到来自苏联的支援。
当时的抗日同盟军虽然人数多达十二万，可是多是乌合之众，较有战斗力的只有两支：以冯玉祥的“汾阳军校”师生为核心组建起来的第一军，刘永义的“山东北上抗日先遣团”，第一军是冯玉祥的命根子，看得紧紧的，共产党难以插手，只有“山东北上抗日先遣团”有些希望。
柯庆东打算争取刘永义：刘永义原本就是共产党，而且表现相当不错，只是某些人处置不当才导致了他的叛逃。
柯庆东劝说刘永义重新参加共产党：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人民为国家的政党，正在为中国的光明而奋斗，国民党不过是一群旧势力的团体而已，正在把中国拖向黑暗。
“这个……蒋先生对我有恩，面临绝境的时候是他救了我。”
“一个爱国青年应当为人民去奋斗，为国家去奋斗，为理想去奋斗，而不应当为个人。”
“唔……”刘永义考虑了很久，“这样吧，如果中央能够对当时的不当行为作出道歉，我愿意重新加入共产党，重新为共产党工作。”
柯庆东对刘永义的回答非常满意，他向江西的临时中央发出电报，请求撤销对刘永义的不当判决并向刘永义道歉，然后重新接收刘永义为共产党员。
刘永义刚刚离开红区的时候，为他说话的人还很多，可是第四次反围剿之后，为他说话的人基本没有了：这个王八蛋，翻脸比翻书还快！要不是他从中作梗，11师一个小兵都逃不掉。
一番讨论之后，临时中央拒绝了柯庆东的请求，并指示柯庆东：不要再与刘永义接触，这个人的立场基本是剥削阶级的，随时可能出卖自己同志。
虽然请求被拒绝，可是柯庆东是个务实的人，现在的事实很清楚：没有刘永义帮助，想在察哈尔创建红军比登天还难，他把中央电报扔到一边，然后通知刘永义：中央撤销了对他的不当判决并重新恢复了他的党籍，现在，刘永义又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刘永义并不知道柯庆东的假传圣旨，他对重新成为共产党员很高兴：脚踩两只船就够难的了，自己居然脚踩三只船，自己太天才了。
过了两天，柯庆东又来找刘永义，带来了十来个人，全是共产党员，要求刘永义以这些人为核心创建一个团，特别把一个人介绍给刘永义：廖运年，黄埔四期生，**的同学。
“**的同学？好，好极了，欢迎你。”刘永义很热情地跟廖运年握手。
占领沽源之后，不少学生跑来参加同盟军，刘永义把这些学生组成了学兵队，总共一百来人，刘永义把学兵队交给瘳运年，再从自己部队抽出一个排，编成了“抗日同盟军警卫师独立团”，以廖运年为团长。
廖运年只是上尉，上尉当然不能当团长，刘永义于是大笔一挥：提升廖运年为上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