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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势雄三辅，关门扼九州。此处便是大唐京畿门户——潼关。
随着朱温大军逼近，潼关近来局势日趋紧张，由于奉命坐镇此处要塞的河中摧城左军都指挥使张训乃是原河中镇将，并非李曜一手带出来的嫡系，因此潼关的守备力量一直颇令朝中诸公忧虑。就连从不对军务发表看法的王抟，也曾私底下询问李曜是不是可以考虑换上更可靠的人去，以确保关中门户稳如磐石，但李曜却只是微笑着摇头：“张训可称此职。”
张训此人，在原先的历史记载中所见极少，但根据李曜这一两年时间的观察来看，他虽然未必有什么大的军略，但其性格谨慎隐忍，绝不恃强斗狠，在河中军内又一贯为人低调、处事公允，却正是出任要塞守将的合适人选。
如今，李曜更加确信了这一点，因为就在今日一早，他已亲临潼关。
在李曜亲自巡视了潼关防卫之后，对张训很是褒奖了一番，认为他“行阵布局有度，后勤保障得力”，并指示随行而来的“参谋”将潼关守备画图记载，用以将来河中军事学院作为教学案例。
张训一时不解“参谋”乃是何职，不过顾名思义，猜测大约是节帅幕僚，连忙下令麾下将校配合。李曜见了，便告诉他道：“所谓参谋，乃是某近来在军中所新设之职，其人选必从军事学院所出……但凡军事学院之学员，毕业之后，均须担任相应各级参谋，达到一定年限之后，方能出任领兵之职。”
张训恍然，又问：“却不知这参谋，平日主要负责何事？”
李曜闻言忽然驻足沉吟了一下，才道：“兹事体大，一时无法详述……如今还只是为各军配备参谋，将来还有更大的一揽子计划。”
张训有些讶异，他知道李曜一直喜欢在制度上“动手动脚”，但在他看来，军队制度似乎没有多少需要变动的地方，忽然加进来一些“参谋”，无非也就是行军幕僚而已，又能有多大意义？就算按照刚才右相所言，今后军事学院的学员毕业后都必须先做参谋，然后才能担任领兵将校，也只是给将校的升迁额外附加了一个前置条件，何至于“兹事体大”？
他当然想不到李曜这么做的意义。实际上毫无疑问，李曜这是打算在自家军中开始打造总参谋部体制了。更确切一点说，李曜现在想要打造的，不是历史上欧洲一开始出现的总参谋部雏形——那已在他打造河东、河中两大军械监时完成，他现在所要缔造的，是“毛奇时代”的总参谋部，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化总参谋部。
从李曜的内心而言，现在大唐皇室中，已经没有人能够力挽狂澜于即倒，再兴国朝，消弭五代乱世了，只有他这个穿越者自己在合适的时候站出来，才有这般可能。那么既然目标已定，按照他的习惯，各种预备手段也要提前布局，总参谋部的设立，不光关系到战争时期对各地军阀进行战争的胜率，而且关系到今后焕然一新的那个大唐帝国所将进行的权力分配与结构平衡。
李曜设想中的军事改革，其中最为关键的可能就是总参谋部改革，这里面寄托了他太多的希望，毕竟作为后世的军事爱好者，或者更确切一点说是军事史爱好者，李曜深知普鲁士-德国总参谋部制度的巨大威力。总参谋部的崛起和发展是德军与其对手相比最大的优势，是德军在那个历史中，长达两个多世纪来最令人生畏的部分，其存在也是当时近两个世纪以来军事史上最出色的参谋机构之一。
至于为何李曜如此有信心一开始就直接踏入“毛奇时代”的总参谋部，而不是古斯塔夫二世时的“军需总监部”或者再往后一些时期，那是因为这个时期所做的事情，李曜在自己出任河东军械监掌监之时，就已经基本完成。[注：附文说普鲁士-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毛奇时代”的总参谋部。]
作为一个经历过改革开放的人，在李曜的观念中，制度改革的效果，比出现任何天才，对社会的作用更加巨大，纵然后世在改革开放中，也出现了许多阴暗面让人痛惜甚至痛恨，但却不能以偏概全地否认其取得的丰硕成果。
如果说《新儒论》、“各业并举”等改革，是李曜为改变国人思维所小心翼翼踏出的第一步，那么接下来军事改革中的总参谋部制度，就是将改革暗中深化的第二步。
他在此前曾仔细思考了当初中日两国同时学习欧洲，却一个失败、一个成功的案例，试图为自己将要独揽大局进行的改革找到一些指引。
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家和倡导者福泽谕吉于1882年创办《时事新报》（现《产经新闻》的前身），代表作品有《西洋情况》、《世界国尽》、《劝学篇》、《文明论之概要》、《脱亚论》，是日本”脱亚入欧”论的始作俑者，自称是明治政府的”师傅”。而我们中国在近代的思想家中真还无出福泽谕吉之右者，这是我们的遗憾。19世纪中、日两国试图通过西学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但西学结果却截然不同。
洋务派的张之洞和福泽谕吉都写过《劝学篇》。通过比较，可以看到张之洞主张从技术层面西学，“洋为中学，西体中用”，而福泽谕吉主张从制度和文化层面西学。而两国政府根据这两种不同的西学之路施行政策，是两国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与“人人与国为体”，分别是福泽谕吉和张之洞国民观思想的要旨，差异可见一斑！
上个世纪对中国政府，中国文明和文化的批判，让当时的中国人感到巨大侮辱，当时中国轰轰烈烈的批判此书：《脱亚论》，但这本书使得日本天皇和当时日本政府清醒的认识到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差距，决心以西方现代国家为榜样，开始了明治维新。向世界各个强国如英国、普鲁士、法国、俄罗斯、奥地利乃至整个欧洲大陆、美国等都派遣了大量政府考察团和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制度，政府考察团的考察范围涵盖所有方面，从英国最后到俄罗斯，横框欧洲大陆长达数年。最后确定了以普鲁士为学习对象，国家体制也改成和普鲁士一样的君主立宪制！
如果认为福泽的文明论是一种全盘的世界主义的观念，也是一种误解。事实上，福泽本质上是一个深切关注日本民族独立和富强的民族主义者，但是他的关注方式和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关注有很大的不同。
福泽首先从理智上认为先进文明征服落后文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这显然违背中国人通常的道德观）并且完全承认日本自身的相对落后性。这样，他对于日本被西方控制的事实并没有太强烈的屈辱情绪，也不认为排外是解决民族独立问题的方式。福泽关注的是，如何调动日本国内的积极然而非暴力的力量来争取独立，例如，宗教或许可以成为一种凝聚力量；政府如果鼓励工商业发展，国内就可以实现富强。福泽高度评价商业和贸易的价值，指出商贸是与人类智慧相联系的，贸易是一种公平的交换关系，而战争是延伸一个独立政府权力的手段。在这一点上，福泽不再仅仅抽象谈论文明发展规律，而是深入具体地探讨了日本在现代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位置问题。他指出，西方国家的财富来源于大规模机器生产和商品出口，殖民活动和海外投资，而日本必须面对现实，加入到与西方国家争夺利润的角逐中。福泽对国家间的竞争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指出，在国际关系中每个国家维护自己的私利是无法消除的，日本也必须在国际交往中坚持自己的利益。福泽坚决反对不负责任的排外思潮和行为。他认为，日本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独立，但实现国家独立的唯一途径就是全民族达到现代文明。由此，福泽喻吉将日本的民族独立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普世价值结合在一起，指明了日本既要独立又要走向现代的方向，并且指明二者是不可分隔的整体。福泽喻吉没有象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把启蒙（追求文明）和救亡（民族战争）人为地分割开来，并最终以“救亡”为名牺牲了对民主人权和文明的追求。
福泽对中日两国文化形态的区别的分析或许可以解释他的思想与中国思想界的差异。他指出中国在秦始皇统一之前思维活跃，充满自由精神和多元表达。但是，大一统之后中国的**制度使得政权与意识形态的阐释权集中于一体，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单一的神权统治，而在日本，政治权力和神权并没有结合在一起，掌握政权的幕府将军并不象中国皇帝一样代表道德的最高典范，不需要人们在精神上顶礼膜拜。在分离的军政权力和神学权力的相互制衡中，日本人自然生发出第三种力量，即独立的理性和自由精神，日本人在政治思想领域原本比中国人来的丰富活泼，因而也比中国人更易于接受西方文明。从这一点，也可以理解福泽的文明论的提出，在日本的环境下，的确比在中国要容易。正因为日本政府和天皇并不执掌意识形态的大权，所以并不会在意一个学者把日本说成是不开化国家，而中国的皇权和官僚又负有捍卫意识形态的重任，不会容许辱没天朝大国的体面。如果不是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五四的文化干将也绝不可能大肆攻击孔家店。
李曜想到此处的时候也不禁慨叹，日本在十九和二十世纪的现代化转化已经结束，步入了世界最先进国家的行列。而直到他穿越前的中国，却仍然处在现代化转型的漫长过程中，对西方文明仍然欲迎还拒。通过对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喻吉人格和思想的分析，他仿佛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排除中日两国历史文化背景社会条件的不同，代表思想前沿的两国思想精英的思考角度与深度，思维方式乃至人格个性的确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在对文化冲突的实质，儒家文化的价值，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根本问题的看法上，福泽喻吉都大致领先当时的中国思想家四、五十年，而后者受到的传统思维束缚和自身人格缺陷的制约要严重的多。
李曜记得他穿越前的中国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后积极向西方学习，而当时的满清政府顽固守旧，不肯向西方学习，这是近代中国落后的结症。这件事如果认真谈起来，其观点似乎只说对了一半。当年满清政府向西方学习，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抱着相当积极的态度，洋务运动就是明显的例子。
当初中国人认为中国败给西方列强，只是因为兵器不够精良，中国的国家体制并没有问题，这就是“军事救国论”，也称洋务运动。李鸿章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李鸿章总理衙门函，同治三年）。
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洋务运动是在“军事救国论”的基础上，试图学习西洋的军事技术实现自强的尝试。中国搞洋务运动开始比日本早，规模比日本大。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购建了三所洋炮局；1865年，李鸿章购买了两家英美的机器厂，成立江南机器厂。清廷指定用上海关税的二成（约白银60多万两）作为其常年经费。这个厂以生产枪炮、子弹为主，兼修船舰，并附有翻译馆。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建福州船政局和马尾船厂，由福建海关税收的四成结款内拨付。1869年1月10日，马尾船厂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下水。北洋、南洋、广东、福建水师的88艘军舰中，有30艘出自马尾船厂。马尾船厂造的排水量1560吨“扬武”号战舰，还参加了后来的甲午海战。
考虑到日本1868年才开始搞明治维新，中国洋务派学习西洋军事技术的自强运动是先于日本的。当时中国办现代化海军也是竭尽全力，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海军有军舰数量24艘，其中3000吨级战舰3艘，2000吨级战舰3艘，总吨位3万多吨。相比之下，当时中国北洋海军有军舰数量18艘，7000吨级2艘，2000吨级5艘，总吨位3万多吨。从军舰的质量水平来看，中国超过日本一筹。特别是2艘7000吨级定远舰、镇远舰居当时亚洲第一。
然而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军事强国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人们认为日本打败中国就是因为采用了西洋式的国家体制，于是“体制救国论”，即改革国家体制来实现富国强兵的论调高涨，终于发生了戊戌变法。尽管戊戌变法失败了，但清廷1901年以后实行的“新政”，基本上采用了戊戌变法的思路，对国家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可问题是：中国还是没有像日本那样实现富国强兵。李曜近来时刻反问自己：为什么呢？
应该说在中日甲午战争前的30年间，中国和日本都在积极向西方学习，都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但是两国学习西方的动机却完全不同。
日本学习西方是放弃以前日本的旧文明，全面引进西方的新文明，也就是所谓的全盘西化。中国学习西方的目的，却是为了保存中国的中华文明，中国富国强兵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建成一个抵抗西洋文明的堡垒。中国一方面要引进和学习西洋文明，一方面又要坚持中国以前的旧的中华文明，这件事本身就是矛盾的。就像郑观应在《盛世危言》所说：“西人立国，育才于学堂，论证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以足恃欤？”
读福泽谕吉《脱亚论》，让李曜感到震动的，就是当时日本对西洋文明的接纳，而不是抵制。福泽谕吉《脱亚论》的中心思想也是让大家接纳西洋的先进文明。可是直到李曜穿越前，他觉得中国对西洋文明还是抱着抵制的态度。中国的自强思路，也还是没有摆脱“中体西用”的思路，坚持在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学习西洋文明。
日本学习西洋文明，这本身就是它的目的；而中国学习西洋文明，却是一种权宜之策，或者是一个手段，其目的仍然是保持和坚持中华文明。但文化和政治制度是配套的，西洋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西洋文化或西洋文明的土壤中，把西洋政治制度从西洋文化中割裂开来，只学西洋的政治制度，不要西洋文明的文化土壤，即所谓“中体西用”，用中华思想来运作西洋的政治体制，必然很难搞好。
正是有鉴于此，李曜才觉得自己穿越唐末，是极佳的时机，因为可以提早改变国人的思维方式。他那《新儒论》所强调的、“各业并举”所要表达的、乃至总参谋部制度所欲培养的，都何尝不是为此？
统一天下，以他目前拥有的实力而言，未见得太难，至少他自己觉得，在他有生之年重新为大唐统一天下绝不是奢望，可如果仅仅如此，仅仅是做一个中兴名臣，了不起又一个郭子仪而已，于万世何益！
唯有改变国人思想，以此为基础建立一种更加先进的制度，那才是处处领先世界的要义所在！
若不是要建立总参谋部，他当初又何必将军械监扩大化，又何必建立河中军事学院？
其实他也曾思考，军事学应该算一门科学还是一种艺术？他觉得兼而有之：科学，是因为军事学是一门包罗很广的学问，有些分支，象军事地理学、军事经济学、运筹学是从相当成型的学科化出来的。即便是战场指挥，无论战略还是战术层次，都有很多具体的规律可循，战争可以假设，可以推演。在现代，严格的训练，可以成批地造就优秀的军官。但人们一直说“军事指挥艺术”，那是因为军事学艺术的成份更重：岳飞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你可以培养优秀军官，可是真正的名将，需要性格上智力上一些特殊的东西，真正的名将是天生的，是艺术家，他可以违反一切成形的规律，可以冒常人无法想象的风险，可以承受常人无法承受的压力，可以凭一己之力改变历史的走向。名将，是不可以在实验室批量制造的。
从军事学这个科学和艺术的“二相性”出发，似乎可以比较公正地评价毛奇在军事史上的地位：在毛奇之前，军事学基本上是一门纯艺术，优秀的将领通过经验学习战争，依靠自身的聪明颖悟总结战争，因为一己的坚强和智慧在战争的硝烟里脱颖而出。而毛奇所建立的总参谋部制度，大大增加了军事学的科学性，使战争指挥这门艺术，对新手来说更有可操作性。
所以李曜理想中的总参谋部，作为一个训练和研究机构，不是培养天才名将的地方，那种人是天生的，譬如霍去病一般，不可能人工培养出来。但它却可以训练出成批量的优秀军官，而且不一定要求实战经验，可以集中个人的智慧成为军队的大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不可以寄托在诞生一位天才身上，因为命运不可预期，也不可以寄托在靠实践经验培养军事人才身上，否则万一几十年不打仗呢？李曜认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只能寄托在一个理性的制度，其军事上来说，就是培养一个高水平的军官团。
从这个角度来说，毛奇实在是军事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可惜现代英美军事历史学家对毛奇的评价大多不够公正，这也难怪，二十世纪后半期的评家，不可能不受一战二战的影响，对普鲁士和德国早期的历史多少会带着有色眼镜去评论。即便象富勒的“西方世界军事史”这样的经典名著中，对毛奇的评价，也有可以商榷之处。
例如富勒说“毛奇的战争体系是直接而硬性的”，“战争的艺术变得机械化和教条化”。这个评价显然受到后世德意志军事机器高效而没有人性的刻板印象的影响。其实在那个时代，毛奇是相当新潮的人物，他的理性主义方法是那个时代的潮流。而且在当时的军事领域来说，战争指挥中的个人性和艺术性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而作为科学和“教条”的东西恰恰还没有发明出来。毛奇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另外，富勒承认，毛奇是用指导性的“训令”而不是用“命令”来指挥，这给下级留下充份的个人发挥空间。毛奇用一个体系训练将军们，所以他可以信任，将军们的临机处置，是合乎总的指导思想的。至于具体怎么做，不用过多干涉。这样就在个性和共性、失去控制和统得过死之间找到了平衡点。
另外，富勒认为毛奇对战争进程不加控制，一切听任下属，这也不是事实。在毛奇亲自负责总指挥的三场战争过程中，有不少毛奇亲自干涉的例子，象柯尼格拉茨战役中的调度，梅斯合围前甚至亲自上阵指挥冲锋等等。
富勒认为“他的计算是非常优异的，可是他的冒险若遇到了一个能干的对手，则可能会一败涂地”。李曜觉得，未必尽然。实战中，法军的表现的确糟糕得令人吃惊，跟淮海战役中蒋军的指挥水平有得一拼，所谓“五心不定，输个干干净净”。但是看过毛奇战前的计划就知道，毛奇的计算，并不以敌人的无能为前提。他战前所假设的情形，比实战中发生的要严峻得多，比如他设想了奥军抢先分割攻击普军并直指柏林的情况，实际上没有发生。战争中意外情况永远会发生，但是在毛奇的体系下，大多数这些意外，是比设想的好而不是坏，况且他的“训令”领导方式还给当地指挥官的临场发挥留下了空间。
不过富勒毕竟是军事理论大家，他的“西洋世界军事史”仍然是不朽的经典巨著。在后来评价德军总参谋部的另一杰作“施利芬计划”的时候，一方面他和其他很多评论家一样，认为若非小毛奇的失误，施利芬计划有成功的把握，另一方面，富勒又有如下中肯的论述：“施利芬计划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错误……它假设战争只限於法俄两国，那么……德军是可能把法国击碎……可是不管施利芬计划是如何的成功，……英国人仍然会继续打下去”。所以跟拿破仑时代一样，大陆上的德国人不可能战胜英国的海洋战略。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德国战略的根本弱点。应该说，这属於大战略，或说国家政治战略的范畴，单单德军总参谋部是无法控制的。
所以李曜一直认为，90年代之后的评论家，比二战以后不久的评家可能更加客观。毛奇与在他之前一些欧洲名将的风格大有不同，自毛奇之后，将领的培养和战争的进行方式，进入了真正的现代。
记得毛太祖说过，我们是通过战争学习战争，恰好毛奇半个多世纪之前也说过这么一句话“只有傻瓜才通过自己的经验学习，我们要通过别人的经验学习战争。”
共和国的那批开国元勋，每一位都具有极为丰富的战争经验，这是现代欧美将领无法比拟的，但是那是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环境逼出来的，他们大多数当年根本没有接受完整军事教育的条件，除了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之外别无他法。
平心而论，从别人的经验学习，要比从自己的经验学习，代价低得多，尤其在战争这个特殊的领域，有时候学费是负担不起的。实战经验当然宝贵，但是经过几十年和平岁月之后呢？当那一代人老去之后呢？个人经验毕竟不可峙，重要的是，把这些前辈个人的战争经验汇总起来，加以总结提高，还要吸取其他国家其他时代的更广泛的经验。
广义的总参谋部体制，包括知识的搜集和运用两个方面，而现代军队中，知识的搜集分给了军事学院和科学院，狭义的参谋部更多侧重知识的运用。
如今，军械监已成功扩大化，军事学院也已经成功培养出了第一批参谋(之前的领兵将领培训不是系统性的)，此时此刻，还不建立总参谋部，那还是李曜“一环扣一环”的风格么？
而他此刻也看出张训的疑惑，只见他略微思索，便即释然，平静而饱含热情地道：“孤欲在此战之后上奏陛下，成立总参谋部，与凤阁鸾台并列。届时，孤将亲任我大唐……首任总参谋长！”
张训闻言，愕然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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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理解李曜心中的“毛奇时代”，附文一篇，主要说毛奇的三场战争：
中国人概括历史，总说“天下之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个规律看来并不适合于欧洲。自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从来都没有统一过。仅就德意志诸邦而言，他们在痛苦的内乱和纷争中度过了一千年。因此当19世纪德意志终于圆了统一的千年之梦的时候，成就这个千年伟业的英雄，当然也就在欧洲史上占据一个极为荣耀的地位。奇怪的是，这个故事的主角，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象史诗中的传奇英雄。
德国的毛奇元帅，比本系列所介绍前几位欧洲名将的传奇色彩要淡薄许多。他不属于那种在战场上间不容发的关键时刻做出决定，以一己之力，改变历史走向的人物。毛奇的成就毫无疑问是伟大的，他在6年之内，无可争议地打赢了三场战争。由于他在军事上的成功，配合俾斯麦的政治谋略，分裂了一千年之久的德意志统一了，并且成为欧洲最大的强权。仅仅在普法战争的十年之前，这对于整个欧洲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毛奇取得这些成就的方法，不是依靠一个亚历山大或凯撒式的伟大人物。他亲手打造了一个军事体系，就象一台精密而高效率的机器，然后依靠这台机器去赢得战争。这台机器，就是普鲁士的总参谋部。我在这篇文章里不打算全面介绍整个德意志统一的过程，而是集中叙述它的军事方面，追踪毛奇的三场战争。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毛奇和他的父亲，原本是丹麦陆军的军官。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VonMoltke,1800―1891)，按照中文标准译名的规则，可能应该译成莫尔特克，但是毛奇这个非常中文化的译法已经深入人心了。他在军事史上常常被称作老毛奇，因为熟悉军史的人都知道，他有一个同名的侄子称为小毛奇，也很有名，在一次大战开始的时候，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第四任陆军总参谋长(前三任是老毛奇、瓦德西、施利芬)，因为马恩河战役失利被解职。
跟许多普鲁士的名门一样，毛奇这个家族，也是军人世家，只是在老毛奇之前，不象冯。克莱斯特那么著名罢了。毛奇的高祖父(爷爷的爷爷)，曾经在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部下任上校团长，参加过著名的吕岑会战。毛奇的父亲，曾经在腓特烈大帝军中当中尉，爱上一位汉堡银行家的女儿，因为未来的岳父不希望自己的女婿是军队的低级军官，所以1796年从军中退役，在德意志北部海港城市吕卑克定居下来。后来因为经商务农均失败，不得不再次从军，加入丹麦军队当少校。1800年，毛奇出生于吕卑克，当时正值拿破仑战争期间，1806年，拿破仑在耶拿―奥尔施泰特双重会战中大败普鲁士军队，把普军将领布吕歇尔(后来滑铁卢战役跟惠灵顿合作最终击败拿破仑的那个)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在吕卑克投降。毛奇当时6岁，还住在吕卑克。后来全家移居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因为母亲家族的关系，与丹麦上流社会交往密切。11岁毛奇入读哥本哈根军校，毕业以后加入丹麦陆军。毛奇有语言天赋，他懂7国语言，其中德文和丹麦文算是母语，法文和英文也都精通，后来还因为工作需要陆续学会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文。
1821年，为了将来晋升的前途，毛奇从丹麦陆军辞职，转入规模更大也更精锐的普鲁士陆军。毛奇曾经在普鲁士战争学院深造，当时的院长，就是克劳塞维茨少将。1828年，毛奇进入普鲁士总参谋部作见习军官，在地图测绘部呆了4年之后，于1832年正式成为总参谋部军官。当时的总参谋部个什么样的机构呢？
总参谋部来自军需部，但是军需部只是现代总参谋部的雏形而已，职能和地位根本不同。当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的瑞典陆军体制，在很多方面都是欧洲近代化军队的鼻祖，在瑞典陆军中有专设的军需部，后来欧洲列强纷纷效仿。法国名将杜伦尼，当年刚出道的时候，就作过瓦勒泰公爵元帅的军需总监。在勃兰登堡，1640年即位的“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也设立了军需部的机构。直到一次和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军总参谋部里实际主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都叫军需总监，鲁登道夫、曼施泰因、还有保卢斯，都做过这个职位。
现代的总参谋部体制，最初的创意，是拿破仑战争之前和之中的普鲁士上校马森巴赫(Massenbach)，他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研究战争计划的机构，并作了一些最初的工作。但参谋部最初的实践，是拿破仑的参谋长贝尔蒂埃元帅，那时，参谋长主要负责战时军需供应和为司令官起草命令丅、计划行军道路等辅助工作。普鲁士的现代意义参谋部，是拿破仑战争后期，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森瑙，效仿法军参谋部的形式建立起来的。
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基本和平岁月(只有几次不大的战争)，唯有善于思考的普鲁士人把总参谋部这个机制继承下来，并加以不断完善。在30岁的毛奇加入的时代，普鲁士总参谋部还没有后来那么大的权力和地位，它的性质，也就是一个研究机构，相当于我们现在大公司和事业单位的“调研室”，作为“调研室主任”的总参谋长，仅相当于师长阶级。不算各军各师的参谋军官，柏林的参谋本部，在总参谋长米夫林以下，仅有30人(Mufflin中将，1821年接任，后来成为元帅，1829年以后由克劳泽内克Krausenek中将接任)。
那时普鲁士总参谋部干些什么呢？参谋部基本按照战区分组，但是按照职能来说，最重要的是测绘组。所有的参谋军官都要在测绘组干几年。在那个时代，三角测绘法刚刚应用于地图测绘，精确的地图还是很稀罕的东西。在毛奇的时代之前，地图上两点的距离，只是凭人们旅行时间来大致估算，有时候与实际地形的差别大得离奇：在当时的地图上，俄国南部高加索山脉的主峰，标高是80公里，就是有8万米高！当时普鲁士总参谋部的重要职责，就是把德意志各地做出一套精确完整的地图。
第二个最重要的职能是研究军史，参谋部专门负责研究当代和以往战争中的经验教训，总结战争的规律。德意志是一个产生思想家的民族，当时总参谋部的研究风气很盛，青年军官都有很多论文和专著出版，优秀的参谋军官，同时也是军事历史学者。毛奇在作低级军官的时候，就已经出版了很多著述，包括后来很有名的土耳其战争史，并且翻阅了历史名著“罗马帝国的衰亡”。因为研究的水平高，几乎所有的参谋本部军官，都在战争学院兼职教课。
但是普鲁士总参谋部不是培养学究的地方。参谋军官每年进行至少两次野外长途旅行，测绘地形和进行假想的战斗，有时是访问古战场，探讨过去战例的各种不同可能性((尤其是腓特烈大帝的战役)。另外，每年普鲁士秋操大演习，在国王面前，出动两个军，各自扮演一方进行演习，演习的预想和裁判，都由参谋部来做。
另外，总参谋部虽然也负责军需安排，但不是它最重要的职责。比军需更重要的，是收集各国情报，加以分析，然后想定各种情况，制定针对各国的战争计划。现代各**队广泛运用的兵棋推演(图上作业、沙盘演习)，就是普鲁士发明的。兵棋推演英文叫做“WarGame”，最初它的的确确就是两名普鲁士参谋军官闲遐之余发明的战争游戏。总参谋长米夫林看到以后非常赞赏，正式向全军大加推广。对战争中各种可能性加以详细分析和预测，然后制定各种应对措施，这是普鲁士总参谋部对现代军事最大的贡献。但是当时，战争计划功能还没有制图和军史研究那么高的地位，真正强调计划功能，是毛奇当上总参谋长以后的事情。因为总参谋部是收集知识(地形测绘、军史研究、情报搜集)、运用知识(战争计划)的中心，换句话说，是知识的垄断者，“知识就是力量”，这就为毛奇时代，总参谋部成为普鲁士军队的指挥核心打下了基础。但是当时，总参谋部也就是一个调研机构，没有军令权，对普鲁士战争部长负责，也没有出席内阁会议，晋见国王的权力。
从1832年到1857年，毛奇当了25年参谋军官，唯一的指挥职务，是1835年夏季当过几个月的驻柏林“亚历山大皇帝近卫掷弹兵团”连长。连长，这是毛奇指挥普鲁士全军之前，所担任的最高也是唯一的指挥职务。1835年到1839年，毛奇去土耳其担任军事顾问，参与了土耳其跟埃及的统治者阿里的战争，见证土军Nazib战役大败。回国以后，被普鲁士国王授予荣誉勋章PourleMerite。1842年，42岁的毛奇与17岁的Marie结婚，Marie其实是他姐姐的继女。在1840到1857年的17年时间里，毛奇担任过普鲁士陆军第4军和第8军的参谋和参谋长，中间还为王室的几位亲王当过副官。1850年代的普王腓特烈-威廉四世没有儿子，於是指定弟弟威廉作为王储，这就是后来统一德意志的德皇威廉一世。威廉指定毛奇作他的儿子腓特烈亲王的副官和军事教师，大致相当于中国历史上太子少保之类的角色。1857年，腓特烈-威廉四世病重，威廉亲王出任摄政王，正式处理国家事务，同时普鲁士总参谋长Reyher将军病逝，威廉任命57岁的毛奇少将出任总参谋长一职。
在1857年毛奇担任总参谋长的时候，这是一个师级职务，不参与中央决策，直接上司是战争部长，而不是国王本人。毛奇前面两任总参谋长Krauseneck和Reyher都是步兵将军军衔(三星)，而毛奇是少将，没有担任过高级指挥职务，普鲁士陆军中不仅8位军长，而且连所有18位师长的薪俸都比他要高。但是毛奇却是当时普鲁士军队中最有头脑的人，他与那些老派的贵族精英军官不同，他受过完整的专业技术知识训练，而那个时代欧洲的风气，也是理性主义的：十九世纪的人们相信，科学和技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就连纯艺术领域的绘画，也出现过以光学原理解构光与影的“点彩画派”。那个大时代，也的确是新科学技术应用于各个领域的时代。毛奇在那个时代，是个相当新派的人物。他敏锐地追踪后膛步枪和后膛装药的线膛炮这些新式武器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在思考电报、铁路这些新生事物在军事上的应用。毛奇明白，过去依靠统帅在战场上即兴作出性命攸关的决策，这种战争方式已经落伍了，在一个工业时代，指挥官要调动方方面面的社会因素来打一场仗，也要受这些因素的制约。所以战争不能是即兴的，必须是理性的。战争可以事先规划，而且必须事先规划。作为总参谋长的毛奇，把巨大的精力，花在计划战争上面。他的部下针对各个假想敌，设想各种各样可能出现的力量对比和战场形势，针对每一种形势，都制定出制胜的计划。这是现代参谋部工作的样板。
毛奇所想要的，是一架真正高效率的军事机器，而他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在他的任期当中，普军统一了命令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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