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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但仍是点头：“军使在军械监中设立测绘司之时，就曾对我等淳淳教导说，为将帅者，心中必有宏图，大则囊括四方世界，小则鉴照一村一郭。军使于建瑭而言，一为上官，二为师友。他这番话，建瑭时刻谨记，这河中形势图，自然也是烛照在胸。”
郭崇韬颌首道：“如此便好，那史都虞候可知尚书为何将开山军堵截点定在解州？”
史建瑭皱眉道：“这还用问？解州(无风注：解，读hai，四声，即“骇”字音。)、安邑，是为两池。朱温兵败南归，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直接向南再转到向东，南下渡河便是陕州；二是先向东到解州，然后直接往南渡河便是陕州。军使命我等去解州堵截，自然是不欲使朱温逃命之中还顺手牵羊，从解池顺了池盐去。”
盐这东西，别看在现代社会似乎并没体现多大的重要性，但在古代，那可是至关重要的战略性物资。再说，中国古代食盐专卖，往往与国家的军费开支联系在一起。譬如汉武帝食盐专卖的出发点就是对匈奴的战争。东汉初建，光武帝废除食盐国家专卖，听任民众自产自销，是出于收拾民心的考虑。明帝、章帝年间国家军费开支增加，又一度恢复国家专卖。此后专卖与否一直左右摇摆，视国家财政所需而定。
从隋文帝开皇三年到唐玄宗开元初年，这130余年间较为特殊，食盐既不官买，也无专门的盐税。唐代开元虽称盛世，但却因国家机构迅速膨胀，财用不足，国家反不得不又谋求恢复对食盐的操纵。安史之乱加速了这一进程，758年，在盐铁使第五琦主持下，食盐国家专卖制彻底获得重建。762年，刘晏接替第五琦，改食盐官运官销为商运商销，允许盐商参与到国家食盐专卖中来。到大历末年（即779年），盐利收入已经占据了唐朝天下赋税收入的一半以上。
总体来说，食盐制度在唐代基本定型，此后历代不过是在此基础上作些修补变通。张謇曾评价中国的食盐专卖制度，认为唐代是最重要的分水岭——唐代之前的盐法“公诸民”；唐代之后的盐法“私诸官”，一公一私，一民一官，有着本质的区别。
虽说是官家所有，但军阀乱世，谁占着地方，盐池就是谁的，这个也是没什么值得说道的，只是占着盐池的军阀，多半还是会每年给朝廷上贡一些，以示自己仍是唐臣罢了。
而既然如今王珂被朱温所代，李克用又欲夺回河中，那么站在河东的立场上，盐池所产已经是河东私产，不让朱温顺手牵羊以免资敌，也是常理之中。
也就是说，史建瑭的理解没错。
但是郭崇韬却问：“既然只是为了避免朱温顺手牵羊，而且军使已经断定，朱温必走解州，那么我们设伏在解州之南、朱温的必经之道上，岂不是比设伏在解州更好？要知道，朱温如果顺手牵羊，带上了大批盐巴，其在路上一旦被我军伏击，所受的打击必然更重！”
史建瑭微微一呆：“这……”他脑子里一转，有些疑惑：“郭崇韬说得的确有道理，可是军使历来算无遗策，难道这一点他便没有料到？这不可能，可是……若军使料到了这一点，为何还要我等去解州设伏？这其中又有什么用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