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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然而，作为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他却必须承担相当的责任——他还能不能继续在南京待下去，这还要看大本营方面的脸色。
东京日本皇宫内，气氛空前的压抑。
这已经不是日军在华第一次遭遇重大伤亡了。之前的第108师团在天津一役中全军覆灭，新晋师团长土肥原贤二被抓；不久之后的二次长城战役中日军再遭巨大伤亡……这些一度已经让裕仁对于“支那事变”的前景表示谨慎了。不过那个时候，因为这只是小规模战场上的失利，并非举足轻重能够影响到大局，所以并没有让裕仁产生危机感。他当时同意了近卫内阁的处置办法，即刻意隐瞒了这几起失利消息，继续鼓吹日军在中国取得的巨大胜利。现在，在如此巨大的伤亡数字面前，裕仁终于感到了心惊。
关于迅速解决“支那事变”，日军大本营中不乏乐观主义者。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当为时任陆军大臣的杉山元。杉山元一度狂妄宣称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而现在，都过去不知道多少个三月了，中国战事依旧处于焦灼状态，而且日军凌厉的攻势现在被遏制住了，并遭遇巨大伤亡。这一下，不仅裕仁没了信心，便是杉山元为首的日本鹰派，也开始谨慎言事，认为：“支那事变”的解决，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杉山元等鹰派就“支那事变”态度的转变，对裕仁的影响是巨大的。当大本营一干将领再次提出要低调处理“马当失利”一事的时候，他明确表示反对，认为鉴于“支那事变”有失控的危险，继续隐瞒国民只会适得其反，现在正确的做法是如实告之国民前方发生的一切，唯如此才能统合全国的力量，以求在与支那的决战中取得胜利。
裕仁作为日本昭和军阀集团的领袖，他既然放出这样的话来，陆军省的一干将领们不敢违逆。于是，次日开始，日本各地的报纸上开始以“哀悼山室宗武等英烈”的方式报道马当战役，很快，皇军在支那马当失利的消息便传遍了整个日本。
“什么，皇军在支那败北？”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前线的将军们，他们都在打瞌睡吗？”
……这一消息，随即在日本民间引发了不亚于1932年那场地震也似的震动。或许是有关皇军获胜的消息听的太多了，这一场偶尔的失利，居然没让倭人产生太多的负面情绪，他们讨论得最多的话题，不是失利将会给帝国带来怎样的不利影响，而是帝国应该如何做如何做，倭人个人应该如何做如何做，才可能早日结束这场战事，以实现大东亚共荣。
倭人的这一反应，自然让裕仁等主战派看在眼中乐在心头，于是，在大本营一干将领的策动下，更加严密的战时体制被制定出来，而这一体制最大的特点就是，要集中全部热情国民的力量，争取早日在支那取得突破。
这一战时体制被公布的当天，在刚刚经受过学兵军轰炸的名古屋，当天夜里，在一片废墟中，一个光团忽然突兀的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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