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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周围站了许多观看的人。
鉴于曾两次在试车时遇到故障，这次，在开机之前，我特意选了个比较吉祥的时辰，目的是让这辆车一试就成。可能是兰通厂的技术好吧，结果很遂人意，在众目睽睽中，它顺利地接受了调试，整个过程很圆满。
确定没问题之后，我就把它派往了山西。
但当这套车上了阵地时，我的心不免又担心起来。由于上次的抬井事件，让我心有余悸。在某些时候，你心操得再多，管理再精细，总有这样那样的意外出现，让人防不胜防。因为天意难料，无法做到万全之策。所以，尽管在陕北表现不错，但不能确定在山西这边就不出问题，毕竟是组装的嘛，不能保证完全达到进口车的质量。
没想到这个庞然大物施工起来出奇的顺溜，在施工过程中的平稳性和精确性也出乎我的预料，真像人一样给我长了脸啊。这时候，我心里对兰通厂充满了感激之情。
据说，兰通厂的前身是兰州制造局，由晚晴洋务派首领之一——陕甘总督左宗棠创办于1872年。尽管兰州制造局主要从事近代武器制造，但当时已具备了冶炼、铸造、锻压、车、刨、钻、镗等一系列近代工业生产的设备和技术人才，为上个世纪50年代的国家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兰州工业留下了宝贵的技术财富。
现在，我借助这个拥有130多岁历史的老厂放飞我的梦想，内心怎能不感激呢？可以说，兰通厂没有百年的基础和精湛的技术革命，没有一代又一代人的创新与研发精神，我就不会拥有一辆一辆我所需要的压裂车。
看到这套车运行顺利，我给栗厂长报喜的同时，又下订单，要求就这个质量，这个规格，给我再生产两套。我发现在山西这个地方，不愁没业务，最制胜的是设备。一流的设备，就能产生一流的效益。为了能在诸多的压裂队伍中站住脚，必须舍得投资。为此，一年多的时间内，我总共从兰通厂给山西煤层把这种型号的压裂车点装了18台，也就是三套。
一台价值四百多万，18台下来多少钱？对我来说，一次性肯定给不了，我采取的方式就是一边结算，一边往进投入。
在接第二套车的时候，我的资金就比较紧张了，就给栗厂长写了一个私人欠条，意思请他把这个事情给我变通一下。栗厂长已经和我打了几年交道了，知道我的为人，对我的要求，还是跟以前一样说道：“你把车先开走吧，剩下的钱你分批付来就行了。”
我写的私人欠条他没有要。我觉得这个长相敦厚的人不仅为人实在，也很清廉，我们多少次打交道，吃饭喝酒，他始终是头脑清楚，言行上对我尊敬而坦诚。譬如我欠了厂里多少钱了，什么时候应该把钱打过去，他厂里面临什么困难，他个人有多为难，压力有多大等，他都会毫无掩饰地说出来。我们的合作完全是一个公对公的形式。因此，对他这个人，我由衷敬佩。
在买第三套车的时候，我不好意思欠了，就和赵志涛商量，以他公司的名义给我买一套，只挂他的名字，钱我付。至于什么目的，我当时没有告诉赵总。
赵志涛虽然他干的是施油工程，但他经常和我有业务联系，我们既是合作者，也是朋友，只要我有事，他就满口答应。现在我提出在他公司名下买套车，他爽快地同意了。
和赵志涛沟通好之后，我就告诉栗厂长，说我的朋友赵志涛也想买一套大型压裂车，我推荐到你这，他来了你们俩先谈谈。对于栗厂长来说，多一家公司，就等于多一个业务，多一份收入，所以就欣然说道：“行，让刘总来。”
赵志涛就去兰州和栗厂长谈了，谈了两个回合之后，我听到他俩谈的距离不太大了，这才飞到兰州，装作故意促成这事，对栗厂长说道：“赵总是我最好的朋友，根据你俩谈的标准，我给你说个中间价格吧。”
我就给这套车取了个中间价，我历来谈合同商量价格时，都考虑得比较缜密，都是站在双方都能接受的角度去谈的，所以，我取的这个中间价，栗厂长也没异议，协议大致就形成了。
接下来，我就私下给赵总指导如何签这个订车合同，并把之前与栗厂长签订的合同样本给赵看，在我的暗中指点下，赵志涛顺利地与兰通厂签约了。在签了合同的当天，我就给赵志涛的公司打了200万，公司就把这笔钱给兰通厂付了过去，算是定金。
这一套车下来总共近2400万，到接车前，我又给他的公司打了500万，自然，赵志涛转手打给了兰通厂。按照合同要求，这点钱是不够的，这时候我就给赵志涛出主意：“我你先给栗厂长打个电话，说钱有点紧张，车还得接，然后我再出面担保。”
赵志涛就照我的意思与栗厂长沟通，因是第一次合作，栗厂长肯定不愿意，要求他按合同支付钱。赵志涛这时候就提出让我担保，说如果他这边出问题，让我负责。栗厂长知道我的实力，就把赵志涛的意思告诉了我。我对于自己一手导演的这个戏，肯定会全力配合演下去，因此告诉栗厂长：没问题，我愿意给赵志涛担保！
这么一来，这套车如愿到了我的手里。
相当于我又欠了兰通厂一笔钱。因为我欠兰通厂的钱太多了，如果再通过我的公司去欠账的话，不好意思再张口了，所以就来了个借鸡下蛋的措施。
有了这三套大装备，我有了信心，综合考虑之后，我决定冲刺“中联煤”压裂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