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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一个叫杨喜久的人当年在海南砸石头挣了些钱,后来赔得一塌糊涂。现在,这人又回到西安干起了老本行——搞机械加工,估计他手里有生产石头的设备。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我赶紧托人与杨喜久联系,如果他真有设备,我打算买下来,价格肯定比买新的便宜。
那时候,我正和齐东旺打着官司。因为官司,我花了不少钱,还曾借了钱永虎一万元,都用于官司了。所以,我急于有个事干。现在有事儿了,想急于干起来。我只知道杨喜久在海南干赔了,因什么原因赔的?我没有细问。只是盯着他那套闲置的设备,和他商议价格。最后,我们如愿成交了。
设备买回来之后,我就招收工人。因为与石头打交道是个力气活儿,除了管理人员之外,只能从农村叫工人。为此我专门回了一趟铁李川,在村里贴广告招人的同时,还把我的亲戚家人都带到了石料厂。我老丈人是个老司机,我让他开大型运输车,运输石头;我一担挑是技术员;我小姨子做饭,总之,为了石料厂,我来了个亲戚邻里总动员,集中来搞这个事情。
经过一个多月紧锣密鼓的筹备,石料厂办起了,很快就投入生产营运。
为了方便联系,钱永虎还给我配备了一部手机。当年的手机叫大哥大,五六寸长,像个黑色条砖似的,带有天线。平时拿在手里,或插在腰间,自我感觉比较良好,起码是身份的象征。因为那个年代,能拿大哥大的人凤毛麟角。而我成天拿在手里出出进进的,在当地人眼里,油田人就是和地方人不一样。
除了手机之外,钱永虎还给我配了他的表弟,明面上是跟我搭班子,实际上意在监督我,这个我是明白的。他表弟是陕北人,叫沈峻文,年龄比我小。初次见我时,显得比较老实,话少,也比较呆板,我支到那儿,他干到那儿,我若不支,那就两手身在裤口袋里,到处张望。
有一天晚上,村上有个人叫我们到附近的镇子上去喝酒唱歌,我就带着他去了。当年,泾阳一个镇子上的舞厅都比环县县城的舞厅高档,初来乍到,感觉人家整体上比甘肃农民有钱。沈峻文第一次到那种场合,看上去有点拘束。后来,他就躲开我,经常一个人往那地方跑。不是喝酒,就是跳舞唱歌。渐渐的,他跟村上一帮人也混熟了。
由于他是钱永虎的表弟,不管他干什么,我一般不说,在厂子的几个主管中,有他也行,没他也行,反正,只要张友良在,其他管事的人在我眼里无足轻重。
一天,村里一个小伙气势汹汹地来到我的办公室,指名道姓要找钱永虎的表弟。我看他手里提了一把明晃晃的菜刀,问是怎么回事?他说:“你们厂里那个小伙把我老婆n了,你看咋办哩?不管我就要割了他!”我知道“割”是什么意思,农民一般阉猪叫割。
我一听,有点信不下去:“不可能吧?小沈平时很老实啊。”
提刀的小伙说:“人老实,做的事不老实啊,不信你去问问他!”
我一看情况不妙,就赶紧打电话叫来了张友良,让他过来处理此事。然后我把沈俊峰叫来,询问他到底有没有这回事?结果沈俊峰操着一口浓重的陕北话说道:“额给你说,额从来没有弄过这号事……”
但是,当张友良问那个小伙的媳妇时,那媳妇可能挨了男人的打,低着头承认了。
一个不承认,一个承认,提刀的小伙还缠住我们不放手,这事不处理,肯定过不去。于是,我问张友良:“这事怎么办?”
张友良说:“那怂是个土匪,给点钱算了。”
最后就商量来商量去,以2600元了事。
那个小伙因为媳妇和沈俊峰有了那事,拿走了2600元。从此,我们石料厂人再没人敢与村里的年轻人来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