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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让我们的队伍先过去，还朝后面招手，意思让大家快点走。结果没注意，一个专门在课外活动场所贴标语的同学乘机就给人家的车上贴了两字标语，附近的同学一看，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我们万万没想到，我们挡住的这个车队是省教委的，因为当时全省有个教育工作会议在陇东召开。挡住了省教委的车，严重程度就可想而知了。自然，这个事很快被上边知道了，要求对石油学校进行查严。
校长为此大发雷霆，先是将班主任叫去训了一顿，了解到挡车的学生除了蒋勇和李永军，还有我，就指名道姓地把我叫他面前，着其他人的面骂道：“原来我还以为你是个好学生，其实才是个人渣！学校对你这样的学生所干的事情，决不能姑息！包括谁负责学生出游的，都给我查出来！”
校长骂我的意思，我明白。他本来对我印象比较好，曾当众表扬过我。后来因为我承包饭馆的事儿，和秦林的父亲闹起了矛盾，我背了处分，现在又见我作为一个班长，伙同同学恶作剧，自然非常生气了，就发出了“严查”的命令。
这么一来，我们三个连课都上不成了，被关在学校的小招待所里，接受调查。
由于学校干部科是负责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所以学校追究起了学生科两个科长的责任。
学生科一把手科长和蒋勇关系好，为了推卸责任，要求蒋勇替他说话，把学生在路上挡车的事儿推卸到了副科长身上，蒋勇就要求我跟他作伪证。
我想，我是个背了处分的人，与学生科搞好一点，将来毕业时好毕业。况且，一把手总比二把手说话有号召力。于是，我就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当夜，我和蒋勇在没有灯光的墙背后，低声商量，将来在校长面前说什么，怎么说。沟通之后后，第二天上班后，校长针对干部科科长反应的问题，询问我，看是不是事实？我就胸有成竹地向校长做了伪证。大意是，正科长当时有事，脱不开身，让副科长带我们去，所以，这个事主要是副科长负责的。当时我们在返回的路上，副科长没有跟着队伍回来，好像去了镇子，学生没有老师的监管，就放松了纪律约束。
现在想起来，感觉自己当年真是太年轻了，太傻了，不谙世故，不知深浅，企图给自己找一条卸掉处分的捷径，结果又卷入了老师之间的斗争之中。
校长一听，知道责任在谁的身上了，最后怎么处罚了那个副科长，这是学校内部的事，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是，这桩事从此给我后来的毕业埋下了祸根。
八月底开学后，学校动员学生从事两个星期的体力劳动，譬如挖地除草、挑水栽树什么的。劳动的目的，体验一下劳动人民的辛苦。有的学生从小没干体力活，受不了，怨声载天。我因为讨债吵架的事儿背了处分，加上自己从小砸过石头，所以对这些活儿，不放在眼里。譬如从河里往树林挑水，别的男同学一桶水都吭哧吭哧地都不动，我一个人挑两桶水，闪乎闪乎地行走如飞，惹得口哨声、惊叹声不断。自然，总结劳动表现时，我通常是那个最勤奋的劳动者。
在拔草之中，我见带队的干部科换了新人，就低声问蒋勇，开学咱没见那个副科长？蒋勇说：“听说调走了。”
我低声道：“还不是你跟上正科长害了人家。”
蒋勇说：“难道没有你的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