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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比较传统，总是习惯于向前朝的经验靠拢。特别是唐朝的第五琦和刘晏两位理财大家，他们的政策李参研究得比较深。《富国安民策》李参做的是通商的部分，对于基本理论的理解远远比不上李觏和王拱辰。
把手里的书放下，李迪对李参道：“通判，你是参与过编这本书的，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若是照着这《富国安民策》里说的做下去，世界要大变了！”
李参想了一想才道：“有的时候我确实会这么觉得，但事后仔细想一想，其实也未必至于。自天皇五帝，数千年来，史上什么样的事情没有发生过？担心天下大变，不过杞人忧天而已。当然，这只是我的感觉，相公想的或许不同。”
“要变了啊！以前讲天下富足，是要耕者有其田，本朝不抑兼并，不知道遭了多少人的非议。但按这书里，耕者有没有田反而不重要，只要产出越来越多的粮食就好。我本来要说这是谬论，但有营田务和蔗糖务的例子摆在那里，又无话可说。上自三司下到地方各州县，从坑冶盐场到酒楼宅店，无数生意在官家手里，许多人说是与民争利。但按照这书里说的，这不但不是与民争利，还是为民谋利。有了这些官家的场务，整个社会的财富水涨船高，百姓有更多的生意可以做，有更大的利处去谋。若是以前，谁敢这么说我必定要斥之为胡言乱语，但今年有西京城里的棉布生意在那里，城里不知多少人家用场务里卖出来的棉布赚了大量的钱财，光做成衣发家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事实摆在这里，你还有什么话说？京西路就我们孟州和襄州不行新政，结果我们两州考评最差。张耆是武臣，自幼事先帝于藩邸，他不在乎这些，通判，嘴上不说，我的心里总是觉得颜面无光啊！”
说到这里，李迪连连摇头：“世道要变了啊！徐平说要立万世之法，如果这本《富国安民策》里说的，徐平真地能一一证明出来，天下要大变！”
听了李迪的话，李参的心里有些忐忑，小声问道：“相公以为，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国富民安，如果真能做到这两点，当然是好事！我们读圣贤书，入朝为官，游宦四方，为的是什么？难道就为了那一点俸禄？当今之天下，富者变穷，穷者变富，不过是一两代人几十年间的事情。哪怕是位极人臣，为当朝宰相，难道就能保子孙富贵了？太祖太宗两朝的宰相重臣，现在子孙衣食不继的有多少人！徐平真地能做到国富而民安，则此书足以当万世之法，传之后世！”
李参道：“下官也是这么觉得。所谓圣贤大道，学了难道不也是为了治世，能够让国家强盛百姓富足吗？只要做到国富民安，此书就是有用！”
李迪轻轻抚摸着手里的《富国安民策》，一时沉默不语。自五代起，民间的兴衰荣辱便就不断地在诠释着世事无常这句话。富人突然间变穷，穷人一夜暴富，这样的故事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就是做了大官，生前一世富贵，也难保子孙会沦落成什么样子。太宗时候的枢密副使张逊，本来是藩邸旧臣，一路做到执政，够显贵了吧？他的孙子张先还中了进士第，结果后代连自己的宅子都保不住。前一段时间因为子孙衣食无着，不得不把府第卖给了程琳，还被程琳坑了一把。
社会意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这样乍富乍贵的社会环境，造就了这个年代人们的思想。一部分人接受了这个现实，对于新的事物坦然接受，并且不断突破旧的束缚，勇于大破大立。还有一部分人对这种社会阶层空前的流动性心生恐惧，拼命地想把社会拉到以前旧的轨道之中，妄图重新建立起稳定不变的社会秩序来。
用徐平前世的话说，这个年代既催生出无穷多的破旧立新的改革者，也催生出许多妄图稳定旧秩序的顽固的保守者。两方阵营针锋相对，哪方都不缺少支持者。
李迪是中立派，他出身寒门，幼时受知于文学大家柳开，认为有公辅之才。考进士虽然有些波折，但最后高中状元，受知于两代皇帝，位至宰辅。他没有什么子孙富贵千秋万代的想法，世道变了就变了，只要向好的方向变就行。
这是李迪的根本立场，也是他在孟州考评在本路最末的时候欣然接受，并立即决定在转过年来行新行政的原因。认真读这本《富国安民策》，也是同样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