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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的差了，或者说被童大郎的想法带偏了。在党项，你首先要明白，他们掌权用人，是有次序的。第一是土著番人，第二是土著汉人，再后来才是吐蕃、杂羌等番人，最下一等的，是投降党项的汉人。党项的武事，是掌控在他们境内的土著番人手中，如野利、嵬名等族，相继掌军队大权。而党项的文事，则多是那里土著的汉人在管，其中又以张姓权势最大，如主谋议的张陟、张绛、张文显等辈。张元一个投到那里的四等汉，有现在的权势，是靠着投了土著的张家。银行、公司等事务如果真对党项那么重要，怎么可能交给张元打理？这事做砸了，对党项根本就毫发无伤。”
李璋主管机宜司，对党项国内的情势非常熟悉，知道徐平说的不错。
党项不是纯粹的番胡政权，而是一个番汉杂处的政权，不过汉人对军事参与的少，才让宋朝对他们境内汉人的势力不那么关注。番汉掺杂，是唐之后北方游牧政权的常态，不管是契丹，还是后来的女真、蒙古，甚至更后来的满清，都继承了这一传统。国内按照民族分等，但又不绝对，土著的汉人实际上地位仅低于主体民族，实力相当庞大。但后来投过去的汉人，却处于最底层，是不可能真正掌握实权的。银行、公司等事务交给张元，正说明了实际对党项不那么重要，以为把这事情办砸党项就没钱，纯粹是想多了。
李璋皱起眉头：“这样说来，童大郎和病尉迟两人对我们也没有什么用处？”
“不，他们把事情办砸就没有用处，真要办成就有用处了！”
“节帅，这是什么意思？银行、公司办成了，昊贼手中有了钱财，岂非更加难打？”
徐平拍了拍李璋的肩膀，笑道：“有钱，他手中的钱从哪里来？银行、公司本身并不能生钱，它们只是让民间的钱活起来而已。我们大宋靠着这两样国用充足，那是因为民间本来就钱财无数，用这两个手段把存钱盘活。党项地瘠民贫，本来就没钱，就是把银行、公司办起来，又有什么用处？鹌鹑膆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想收上钱来，只能刮地三尺，钱财还能无中生有？用银行为昊贼敛钱，是要让党项国内大乱！”
银行、公司是配合工商业的，只有工商业到了一定的规模，才有正面作用。党项国内的工商业基础为零，用银行敛财，那是要把党项的老百姓骨头里榨出油来。
其实大宋断了两国边榷，断了青白盐的财路是对党项第二位的害处，第一位的是它国内无钱可用了。党项境内规模最大的工业是制刀枪弓弩等军器的，民间仅有的工业是零星的制锄头、镰刀的小作坊，商业也少得可怜，全国商税加起来不如大宋一个中等州。以前党项都是用的宋朝铜钱，自己铸钱技术不行是一，商业流通规模过小铸钱不划算也是重要的原因。没有了青白盐收入，现在两国边境的走私，钱币流通方向是反过来的，大量金银铜钱从党项进入宋境。元昊要设银行制纸币，敛财其实是次要的，最紧迫的是要用纸币填上流通货币的缺口。这事情要是做起来，就相当于宋朝拿着大管子从党项抽血。
童大郎参与此事，对宋朝最大的价值不是把事情做砸了，恰恰相反，是要把事情做起来，做的规模越大越好。只要党项敢通行纸币，徐平就官方组织向党项境内走私各种奢侈消费品，先把它民间的血放光了再说。
徐平最怕的是党项趁战时把国内的商业全部消灭，那就无从下手了。结果他们竟然还敢想搞金融，那是把宰人的刀主动交到了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