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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是他们个人的错。错，也只能错的是现在的军制。可惜，现在我怎么说都没有用，只有真正跟西北打起来，血才能够教育人——只是可惜了那些士卒。”
李璋道：“哥哥若说现在的军制不对，那怎样的军制才是对的呢？”
“我们汉人，从远古先贤带着百姓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开辟出了这片家园。男耕女织，敬老爱幼，守护田园，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能有今天，不知经过了多少苦难，怎么可能没有武勇，天生懦弱呢？军制要合我们汉人的习惯，知忠义，懂廉耻，有纪律，万众一心，才能够战胜一切来犯之敌。现在禁军的军制，却只讲当兵吃粮，不讲忠义，万事决于统兵官，善者不奖，恶者不罚，无纪律。这样的军制，是对应于草原胡族逐水草而居，不知国家族人为何物的。要改军制，当然是从这根本上着手。”
见李璋摇头表示不明白，徐平又道：“刀，要拿在手里对敌人挥砍才有用，而不是插在自己身上，让自己流血去吓别人。我们现在，拿了胡人的军制来，管束自己的军队，养着这样的兵，就相当于利刃倒悬，插到了自己的身上。汉人的军队，第一就是要知忠义，忠义两字不足以尽之，我称之为讲政治。讲政治就是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为什么战斗，拿起刀来是保家卫国，守护民族。第二是要有组织。统兵官管一切绝不是有组织，而是应该各设专责官员，让事有专责，上下不欺。若是统兵官胡来，背叛组织，虽是小兵也可手刃其首级。第三是要有纪律。讲政治就应该知道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把这些明确起来颁行下去，就是纪律。从上到下，必须在纪律允许之下做事。——讲政治，保证军队的忠诚，严密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保证军队的战力。军制要改，就是如此。”
李璋张着嘴巴，完全不知道徐平说的是什么，这些对他来说显然还是太陌生。
徐平叹了一口气：“你现在不明白没有什么，等到有一天真地上了战场打仗，便就能够体悟了。有人说汉人没了血性，怎么会没了血性呢？汉人从来不缺血性。可惜的是这些有血性的汉人，却要他们像野兽一般去战斗，如何适应得了？有人又说汉人要有兽性，把血性和兽性混淆起来。现在军制下禁军还缺兽性？他们跟丛林里的野兽一样，见到比自己强的扭头就跑，等到见到比自己弱的时便就食其肉，寝其骨。民间有谚：‘匪过如梳，兵过如篦’，说的不就是兽性吗？平蜀之后，激起民乱，这种事情难道还少了？国家的军队，能够比敌人还残暴，这样的军队你还有什么指望？小仗还罢了，如果大打，着实堪忧。”
把血性和兽性混淆，还沾沾自喜，不是这个年代特有的。从五代以来，用吃人喝血这种野兽一般的行为彰显自己勇气的武将不少，宋初还有遗风。崇文抑武，跟这样的背景是分不开的，正常的政权都不会允许自己军队对自己的人民这样做。实际上崇文抑武针对的是晚唐五代武夫当国，超出这个范围，与其他的朝代比较是不正确的，是一个特殊背景下的政策。不实行这样的政策，国家政权便就安定不下来。可惜这传统却绵延不绝，越是对外敌胆小如鼠的军队，对自己的人民越是强凶极恶，千年以后还有“水旱蝗汤”。
两宋最能打的军队无过于“岳家军”，正是诞生在国家崩溃，军制荡然无存的时候。这支军队从来没有什么兽性，他们是“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正是没有了兽性，所以才有了保家卫国的血性。军人要有血性，但绝不允许有什么兽性，他们的热血是为国家为人民而流，而不是为了彰显什么勇气，兽性是正常军队的大敌。
徐平喝了一杯酒，放下杯子，看着远处的天空，不再说话。
西北战乱将起，他是一定要去的。去西北不是为了报答赵祯的知遇之恩，也不是为了建功立业，而是为了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他的官做得已经够大了，前途足够光明，没有那些武勋，依然可以顺顺利利地拜相，做到人臣之巅。
那些不是徐平想要的，人到了一定的地步，一定要些追求，要担上一些责任。在这个世界顺顺利利地过上了富贵生活，有妻有妾，有儿有女，徐平需要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