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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宰相”。
而正牌的宰相王永此时已是垂垂老朽。本来赵措新帝登基，对王永这尚有余威的百官之首不敢立即撤换，以免引发政局动荡。可再过个一两年便想让王永挂印致仕，容归故里的态度却已经明显了。而王永心里也是有数，所以干脆就不大理政，而朝中大权也都实际上落到了副相赵汝愚的手中。
“你认为我应当先呈送到哪里呢？”种慎问道。
李魁却并不接他话，只是反问道：“那你想得罪谁呢？”
无论韩侂胄，还是赵汝愚，这无疑都是得罪不起的人。
虽说种慎也是当朝高官，种家也是百年将门，但这并不代表种慎就可以随意的去得罪他们。
他们身后都有动不了的原因。韩侂胄代表着外戚势力，又有军中不少将领的支持；赵汝愚代表着赵家宗室的势力，在文官集团中有大量的崇拜者和支持者。
谁都不能得罪！
如果种慎把这个奏折送到抗敌行营去，那就是相当于交到了韩侂胄的手中。而如果绕过抗敌行营交到两府，那就相当于是递给了赵汝愚。
递给这两人有差别吗？有大差别！韩侂胄和赵汝愚虽然在扶持新皇登基一事上戮力同心，但在新朝中两人间的摩擦还是慢慢地显现了出来。
韩侂胄的油滑世故，左右逢缘让赵汝愚多少有些不齿，认为其有“弄臣”的倾向。韩侂胄迎合新皇帝和军中少壮势力，一直在鼓吹伐金，让赵汝愚认为是好大喜功。
而赵汝愚坚持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又让韩侂胄认为是假清高。赵汝愚认为一个国家要算真的强国，不一定在于国家的版图有多大，而应是让老百姓过的富足安康。这让韩侂胄讥讽为胆小偏安。
这两人不管是从做人的原则还是从治国的理念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当面临巨大的外患时，这两人联起后来，就相当于文武合壁，经与权相佐，可谓是无往而不利。但一旦国家无事时，相信两个人之间必将是各说各话，各行其事。
所以种慎也明白，就算是现在把这封奏折送到了赵汝愚的面前，在这国难当头的关口上，皇帝和赵汝愚也不敢拿韩侂胄怎么样。但这仗总有要打完的那一天，如果到时赵汝愚突然想要秋后算帐，那么这封奏折就会成为一柄直指韩侂胄心口的利剑了。
看来种慎要想解心头之恨，唯有现在把这奏折递送给赵汝愚了。
李魁把那封奏折在掌心里敲了两下：“临大事者，忍人所之不能忍，方可为人所不能为。市井贩夫走卒尚知，太尉岂不明乎？”
种慎却并没有答话。傍晚的阳光慢慢黯淡下去，慢慢地把种慎掩入一片昏暗之中，他的脸色也跟着阴晴不明，让人无法捉摸。
种慎立身朝堂数十载，历经三帝，任太尉高职，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会打仗。官场上的门道千繁万杂，其实说清楚了也无非两个词儿：“小心”和“站队”。
在赵汝愚和韩侂胄之间的争斗尚未明朗化的前提下，现在就急于表示与其中的一方为敌，是否明智？种慎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他身后有整个种氏家族需要他一直在朝堂上继续屹立，他不可以不小心。在华夏的历史上，一人做错累及全族的事情并不鲜见，有时越是高官，越可能危及全族人员的安危。在大宋的律法里，从“满门抄斩”到“尽诛九族”可都是明文实字儿的直接写在纸页上了的。皇帝可没心思去关心你府中的某个下人或族中的某个子侄倒底无辜与否，总之，一概拉出去砍头最省心。
种慎尽管是已是官高功重，但他自问比起韩侂胄现在的地位和势力来说仍有不如。
李魁慢慢地走近种慎所掩身的那片黑暗，小声地说：“其实，我相信太尉早已经让送往抗敌行营的信使的马都备好了吧？”
种慎看了李魁一眼，突然叹道：“我真应该杀了你，省得我肚里有几根肠子都被人知晓的一清二楚。”
李魁却不以为意，笑道：“某大好头颅，不为君所用，也不妨为君所取。”
李魁心中明白：种慎要杀某个人的话，连哼都不会多哼一声。但他对着李魁扬言要杀他至少已经说了十年，但实际上却从未动过他身上的一根汗毛。
李魁并不担心种慎会杀他，或者说，他亦不惧。士为知已者死，这对于他来说，已经足慰生平了。
同样的，他知道种慎其实一早就已经下定了主意，他叫李魁来，只是需要有个朋友能听听他的烦恼。别人都以为种慎严格自律，善忍耐苦。却不知只要不是庙里的泥胎菩萨的话，是个人就会有心气儿，就也会烦恼和不快。种慎有时也可能会像小孩子一样的呕气，只是从不在人前表现出来，除了这个李魁除外。
没有人会想到，纵横沙场数十年，杀人盈野的军中名将种慎，其知已会是一个病弱的老书生。
李魁把他奏折收了起来：“这个就交给我来帮你处理吧，说不定能帮你换回一两件快意事。”
种慎直到这时才点了点头。
李魁也再不说话，返身就自己离开了帅帐。
种慎从帅案上抽出一卷宋金两国的地理舆图研究起来。这上面有城池数百，山岳星布、河川纵横，但这一切比起朝堂上的事来说，都算不得复杂。他看了足有一个时辰后，才抬起头，揉了揉有些发胀的眼睛，这才想起自己还一直没有吃晚饭。他刚想唤典虾仁给他送饭来，突然一名亲兵就在帐外高声道：“禀太尉，中路军那边有信使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