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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大，望府尹大人能为属下通融通融。”
不等英山县銘大人说完，舒城县林大人接口道：“本县也有这事，不想銘大人先说了，本县也来了一位传俸官说是奉太监段英前来，让本县收粮食三千五百石，银子一千五百两，用作冲抵本县矿产的税收，原因是这些矿产原本是内官收入，地方是不能随便开采的，虽然本县有，可太平仓要空了，这可如何是好？”
宦官、传俸官到县衙私下收取粮食及官银而知府不知道，以后碰到这样的事，直接抓起来，说不定是行骗之人。咱们只认朝廷吏部的官凭，还要有户部的文书，等本府上书核实，对于这样的事章子俊不怕事情闹大，正好讨个说法。
自洪武十八年，太祖令全国各布政使司、府县将一年所收田赋刻于石板公示作为定额，并于不久之后宣布新垦田地永不起科,将皇朝的田赋基数划定在了三千万石。宣德时期，为平息江南地区愈演愈烈的抗税风波，宣宗下令减免江南赋税三百万石，田赋的基准线就降落到了二千七百万石，直至皇朝覆灭 。
朝廷每年的财政收入大致分两大块来使用。一块由朝廷用于维持皇朝的日常运营（官吏俸禄、赈灾水利、军事边防等等）；一块给皇帝用于皇帝本人以及宫廷开销。
虽然明朝的支出被分为了内外两个部分，但是皇帝也不太可能完全不顾外朝。例如为了皇朝的安全以及自身权力的稳固，皇帝必须定期地给予勋贵、禁军、边防军将赏赐，战争时也得拿钱出来贴补军需不足。
随着宫廷规模的不断扩大，到了此时成化年间这些钱开始不够花了，朱见深只得频繁地向户部讨要银两。前阵子用太仓银弥补内库就是这样发生了，这时外朝由于自身官僚系统的膨胀、军事衰落导致的边防开支扩大，本身也缺钱。加之文官集团固有的想要约束皇帝和皇权，所以这种讨要往往没什么结果或者被打折。
皇帝也只好开始着眼于其它地方，以扩大自己的财源，开矿、征收商税就是内官颇为看重的财源。但是朝廷的全体官员可谓是旗帜鲜明，异口同声地反对。
其原因是皇朝一直是实行禁矿政策。立国之初就将农耕视为皇朝的根本，认为开矿会破坏农耕。因为矿产的利润高于耕作，所以在利益的驱使下会有大量人口涌向这个行业，太祖认为这会导致农耕被荒废。
其次，开矿安全性非常低，矿难风险居高不下，所以从事采矿的人普遍被视为豁出性命的亡命之徒。
这样的人聚集在一起为了维护利益必然会抱团抵抗朝廷的管理、封禁，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例如正统年间爆发的叶宗留、邓茂七作乱就是朝廷为解决财政问题开矿引发的矿工起义。
而此时的庐州府在开矿上不一样，是当地自愿自发地开矿，形成一个矿石市场，可以自由交易，所谓的矿工不是强逼的，开采的矿也是储量很小的石碳、品相不高的铁矿，还有一些采石矿。因为在庐州周围也就分布着这些小型矿脉。那些大型矿产，有价值的都被朝廷霸占着，比如一些银矿、铜矿、锡等。
所以对于一些小型煤矿、贫铁矿、采石来说不算矿，谁愿意谁就采。正所谓有需求，就会有产出，庐州对煤、石灰及铁矿的需求，极大地带动了周边的开矿发展，在此时采矿很原始，没有机器作业，对矿工也是风险极大，最大的难关还是运输成本极高，一般都是就地取材，好在芦州府什么东西都要，连矿渣、碎石也能卖钱，只要有办法运过来。这就造成了运输物流的繁荣。
反正章子俊对采矿不干涉，只是让在庐城的都指挥使分派些卫所兵维持秩序，让张指挥使及属下从中捞点好处。
英山县及舒城县回转后，就把前来讨要粮食、银子的给抓了起来，对銘大人来说，本县拿不出银子也是死，现在有知府顶着， 死道友不死贫道，何乐不为。舒城县也一样的想法，要死就大家一起死，作为一个小小县令也是被逼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