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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搞定额制度，朝廷为了保证国库收入，便需要建立一套监察系统去监督每个征税点，使他们不敢偷税漏税，不敢侵吞税收。建立这种监察系统，既需要人力成本，也需要财政成本，运作起来还有时间成本。
反观定额摊派，只须简单粗暴地以是否达成定额来考核税收点的官吏，便能保证朝廷的税收。虽然会因此造成的税负不公之类的伤害，但承受者不是朝廷，而是底层百姓。
当初在洪武时，解缙提供给朱元璋的改革办法是：“宜令各处税课，随时多少从实征收。或令百姓各人户上先行补纳官收税钱，至冬均给还之。则众轻易举，官民俱利，百姓无巡拦之困矣。” 意思是说：“应该让各处税收机关按照实际情况征收，或者让百姓们先把钱交上来，到了冬天再按实际情况返还。这样百姓就不会遭受“巡拦之困”——巡拦即具体负责征税的基层胥吏。”
但是明白道理是一回事，愿不愿意按道理去做，又是另一回事。所以，在洪武二十一年，解缙仍视“税有定额”为亟需改革的大暴政。
百姓们被繁重的劳役和沉重的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朝廷的教化渗透到基层，但没有百姓喜欢；朝廷的法律极其严苛，百姓也不愿服从。朝廷追求国富兵强，追求高深的城池和壮丽的宫殿，追求更广的领土和更多的编户齐民。
前代不必纳税的“小沟、小港、山涧去处”，已经“照地起科”纳过一次税的“灌溉塘池、民间自养鱼鲜池泽”等，从洪武时代的征税机构河泊所的管控下，竟然一概都要缴纳鱼课。
在章子俊看来这么多不合理的税课，却无法去改变，因为是祖制，是老朱定出来的，当初老朱还洋洋自得，还有一个案例说是：“ 扬州的“瓜埠河泊所”欠朝廷“鱼课钞四万张”，湖官（也就是负责征鱼税的基层官员）已经跑了。户部派人去扬州追讨，地方政府的做法是：（1）在本辖区内“不令网业户及湖官陪偿，却乃行下富户追陪”，不去找渔民的麻烦（这些人已经榨不出钱来了），也不去搜捕湖官（成本很高），而是逼着扬州当地的有钱人出这笔税钱。
（2）派人拿着公文，去“湖官”原籍所在的江西布政司追讨。江西布政司见到公文后，也懒得去搜捕逃走的湖官，“将平民一概科陪”，找了个名义让当地百姓来出这笔税钱（这种做法比去搜捕湖官容易多了）。据朱元璋讲，这套组合拳打下去的效果，是欠税四万，征回来八万，反而“盈利”了。
作为地方官最头痛的就是每年朝廷的”税有定律“，庐州府是赚了不少钱，可全被章子俊花在了修路、农田水利上了，今年的鱼课又要上缴，却被往年来的河泊所弄的“财匮力尽，民不聊生。”目前大批的渔民都改成在河滩上扒河沙了，必须的改变才行，所以章子俊上疏取消河泊所，鱼课银改成商税银，就是说，渔民打鱼后，上街买卖时，按数量收取鱼业交易税替代鱼课银。这样做起码公平一点，不是现在这样有鱼没鱼一概都要缴纳鱼课。
裁革河泊所，就是捅了马蜂窝，庐州府有三个河泊所，三河镇河泊所，十里墩河泊所，南淝洋河泊所，这些河泊所的人员每年靠着鱼课税银养活，如果要取消，就是动了这些人的利益，所以就活动开了，裁革河泊所就是违反了祖制。
而章子俊的上疏写道，曰：“大量河泊所所辖水域出现鱼利下降、鱼课难征，原所设之河泊所机构的维持即成为朝廷的一项负担。河泊所的裁并主要是为了缩减财政开支以节省费用。河泊所衙门官吏徒为冗设。请革去。”
过去章子俊看明史叙述时，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大家肯定都听过，明朝税收极重，全国税收居高不下，朝廷过度敛财，这才导致了人民极度的贫困。这种说法恰恰与真实的历史相违背，税额最重的是苏州府，约占农村收入的20%。其他的地方一般都在10%以下，比如山东曹县的赋役约占农村收入的9% ，甚至有的地方能低到1~5%。要是把各朝赋税从高到低排个名，明朝一定能够得到倒数。
“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朝廷赋税过重，而在于法律的腐败和朝廷的低能。朝廷律法虽然规定了低税率，但政策一级一级落实到地方乡县中，就走了样。因为底层官吏会加倍征收，大小地主豪绅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所以农民并没有收受到实际的优惠。长此以往，社会上的贫富差距还会越来越大，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加重百姓生活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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