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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萨诸塞，MIT。
虽然已经是夜里晚上8点，但丹尼斯·怀特教授的“核工坊”里依旧灯火通明，甚至人声鼎沸。
作为麻省理工学院等离子科学与聚变中心主任，丹尼斯·怀特教授是聚变研究领域公认的领导者。
除了学术造诣与声望之外，丹尼斯教授最讨学生喜欢的是他很早就抛弃了传统的标准式教学——不再以上课和播放PPT为主，而是积极鼓励他的学生们去找寻更多的方桉，以及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
于是早在十年前，他便给学生布置了一个利用第二代高温超导磁铁REBCO来完成对ITER（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当时笨拙庞大无比的托卡马克装置进行改良的任务。
事实证明，丹尼斯教授的教学方式是可行的，最起码在一堆拥有高智商和浓郁的科学兴趣的学生中是可行的。
他的学生在一番努力后提出了一个名为“Vul”的稳态托卡马克装置。
而随后，丹尼斯教授再次给学生布置任务，让他的学生们在之前设计的基础上，完成一个新的、小型化的、可替换磁铁的托卡马克装置。
在不断的“提出问题”过程中，他的学生们也一直致力于解决问题，最终，在两年前，他们完成了一个名为SPARC的小型聚变装置。
其中用于约束高温离子的D形磁铁只有2米高，1米宽——约为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合作组织ITER的1/8。
而在半年前，丹尼斯教授再次为他的学生提出了一个任务。
——理解那位东方天才在一次学术会上提出的约束阱思路，并配合那篇在《物理年鉴》的文章，来完成一次大胆的尝试。
只不过这一次……他的学生就有点抓狂了。
一开始，学生们完全没有进展，甚至连理解Yeming的思路都有难度。
直到九月份，YE-equation被正式公布。
就彷佛一道驱散黑暗的曙光，丹尼斯教授的团队率先求出了在高场强下的一组空间解。
随后，他们便积极投入了设计中。
……
“教授，虽然场强没有任何问题，但碳化硅基底有些顶不住。”
站在这座一人高，直径约为四米的、已经被拆开的小型聚变堆前，蒙佳德在兴奋之余又有些担忧。他在十余年前就是教授的博士，毕业后被丹尼斯教授推荐去了哈佛，今年刚被聘为副教授。
因为熟门熟路，蒙佳德也成了这次哈佛与MIT联合团队的最佳带队人。
“是什么问题呢？”丹尼斯教授看着自己的“得意门生”，一如既往地循循善诱。
蒙佳德便笑了起来：“或许是击穿问题，或许是电子迁移或丢失问题，总还要拆出来分析才行。”
“那就等分析。对了，你看这里。”丹尼斯教授指向中间的反应炉：“逃逸的中子干的好事。”
“但也约束得很好了。”
“是的，不然为什么叫奇迹呢？”
丹尼斯教授说着抬头，心电感应一般，他望向了健步如飞走过来的霍来恩教授。
“Gee。”丹尼斯张开双臂。
“没有功夫。”霍来恩教授拒绝了拥抱，只是拉着对方的手握了一下，随后便站到了反应炉前。
“停下来是不是因为在30KeV的时候，YE场便出现了衰减。”霍来恩教授看着反应炉核心，沉默几秒后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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