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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运汉洲大陆，开放大明福建、广东市舶，允许齐国往来通商。
谷螹兵部尚书冯元飙又提议，鉴于齐国借口军马人数较少，只袭扰建奴侧后，不与建奴正面对决，恐一时难以撼动辽东整个战局。为此，可从京师三大营精选勇悍之士，重编一伍新军，以齐国火器战阵之法操演。待军伍操习精熟后，或调至辽东以对建奴，或派驻河南以镇流贼。若确认于战场有较大实效，可扩展更多营伍和军镇，建数路强军。
首辅陈演对此提议颇为认同，邀番邦兵马击建奴，多少有些失了大明的体面。但若能以齐国善战阵法和火器，编练强军，倒不失为朝廷根本。上奏崇祯后，一概应允，督内阁尽速办理。
随即，内阁着命兵部、户部、工部、五军都督府、三大营协同办理新军编练事宜。为此，窘迫的大明户部硬是将原本支应辽东宁远镇的粮饷中，挤出五万两白银，用于新军编练事宜。
大明朝廷上下，希望编练出的新军，在与建奴对阵时，就算不能打出齐国军兵那种1：10的惊人交换比，但也要能敢于直面建奴野战，并在相同规模人数情况下，战而胜之。
“我齐国陆战队属于全火器部队，与大明军兵日常训练操演，以及战阵搏杀的模式中完全不一样。”黄子加虽然不是齐国军政府军官，也未曾参加过实战，但对陆战队的组成和训练模式，倒是极为熟悉。
而且跟在齐天身边数年学习，也深知初级工业化国家的军队和纯粹农耕模式下的军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武装组装模式。同样的，从使用武器、训练模式、后勤补给，物资消耗，乃至战场意识等相应军事环节，齐国军队也与大明、甚至与辽东建奴的军队，都是完全不同的军事模式。
“正因为齐国与我大明军伍截然不同，且贵国军伍在对阵建奴时，表现出超出一筹的战力。故而，烦请贵国派驻若干教习，往我大明军中操演强军之法。”杜国裕说道。
“你们准备先期编练多少军伍？”黄子加问道：“若是人数太多，不说大明军中无有我齐国装备足够多的火器，而且，随使团来京师的陆战队官兵也仅二十余人，恐不足以提供更多军官以为教习。”
“我大明初期先行编练三千兵士，火器也以你齐国贡献四百支火铳为主，至于不足部分火器，内阁已着命工部加紧制造火铳提供与新军。”杜国裕见齐国使者没有推诿避难，心下不由稍稍松一口气。
大明利用这藩属齐国进攻建奴辽东后方及侧翼，已属不要脸行为，现在又要求对方提供教习，帮大明编练新军，就显得有些过分了，生怕对方一口回绝。却未料到，这齐国使者如此上道，不仅没有拒绝，而且也更无提出额外要求。这般一心尊奉大明的番邦，已是难得一见了。
“天朝既然要编练新军，不知可选好地方？”黄子加问道：“若是暂无指定地方，我建议将新军编练的营地安置在天津。那里地处沿海，新军在编练操演阶段，可随时与我我齐国水师前往辽东以战代练，不断检验编练成效。”
“贵使意见，本官会奏与上官和内阁，具体编练地点，尚需陛下和内阁会商后作出。”杜国裕微微点头说道。
其实，编练新军地点，内阁和兵部的意见是放置于京师三大营驻地，以便崇祯帝随时可以掌握新军编练过程。并且，万一京师有警，也可据有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保卫北京。
不过，齐国使者的建议，也非常有道理。新军编练过程中，确实需要靠实战来不断地检验编练效果。不过，任选何处，想来陛下和内阁，会认真考虑此点。
崇祯十六年八月，大明于京师三大营尽选勇悍之士，以藩属齐国火器阵法，开始编练新军，试图挽救军事上不断恶化的局面。
清崇德八年（崇祯十六年）五月，清军第三次北征黑龙江流域索伦各部，至7月，平定索伦，征发索伦族（生女真）甲兵四千余，尽数补充满洲八旗。同时，亦将整个黑龙江流域纳入我大清版图。
崇祯十六年五月三十（1643年6月28日），张献忠攻陷武昌及旁近属邑后，乃于武昌立国。设五府六部，铸西王之宝。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县，据楚王宫，设尚书都督巡抚等官。开科取士，下令发楚邸金，赈济饥民，扩充军队，预席卷整个湖北。
崇祯十六年五月三十，由于阁臣吴甡不愿督师，崇祯帝命孙传庭督师，加兵部尚书衔，加督江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务，赐尚方宝剑，其后又旨令其出潼关以灭李自成。至此，大明“只此一付家当”，将直面李自成数十万流民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