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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偌这个人说好听点是自尊心比较强，说难听点就是好虚名。
他之所以发牢骚，是因为当时商务印书馆的人请客，那帮人一直在追捧胡拾，而冷落了他，这让他难以忍受。
他觉得自己并不比胡拾差，不该是这种待遇。
于是，在1922年8月份，郭沫偌和胡拾又隔空对骂起来。
起因是郁达浮在《创造》季刊一卷二期上发表了《夕阳楼日记》，他指责少年中国学会的余加菊，自英文转译德国倭铿所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一书中有许多错误。
这原本没什么，指出别人翻译错误非常正常，但他说的话比较气人。
“我们中国的新闻杂志界的人物，都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有几个人将外国书坊的书目录来誊写几张，译来对去的瞎说一场，便算博学了。有几个人，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
这显然是在指桑骂槐，因为美国哲学家杜威来中国讲学︽，的时候，正是胡拾陪同左右。
然而不巧的是，郁达浮自己的译文也出了错误，而且使用骂人的词句。
胡拾就在《努力周报》二十期发表《骂人》的短文，他承认余加菊的译文有错，但郁达浮的改译却是“几乎句句大错”，而且有“全不通”的地方。
随后。郭沫偌就翻译的问题加入论战，胡拾这边也进行反击。
看起来大家讲的是翻译问题。其实还是在争名气和地位。
创造社刚刚成立，想要出人头地依靠打击名流无疑是一条捷径。如此还能引起关注。
在这期间，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也是龌龊不断。
比如，郭沫偌说沈燕冰跟“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劣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是“鸡鸣狗盗式的批评家”，像狗一样“在那里白描空吠”。
但沈燕冰比较淡定，仅仅回复了一句。
“郭君及成君等如有学理相质，我们自当执笔周旋，但若仍旧羌无左证谩骂快意，我们敬谢不敏。不再回答。”
这个时期的创造社为了提高知名度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四处找人论战，有种要和天下英雄一决高下的意思。
胡拾听到创造社有些皱眉，论战的事情已经过去，但心里总难免存有芥蒂。
“沫偌他们也是新文学的人物，便一起邀请了吧。”胡拾最后说道。
此时的创造社到了各奔东西的时候，成仿伍要到广州任黄埔军校的教官。
因为在北京大学教授统计学的陈启休要到苏联考察，他是郁达浮在东京帝国大学的学长，所以就推荐郁达浮接替他到北大来教授统计学。
郁达浮即将到北平教书。
创造社的三人收到邀请颇为惊讶。他们知道胡拾和林子轩要办一场文坛聚会，这件事在上海文化界闹的沸沸扬扬。
以他们两人的影响力，这场聚会一定是文坛名家汇聚，甚至政商两界的名流也会出席。
谁会被邀请成了这两天报纸的热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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