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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谈话的题目总是一个——关于全世界的工人。
有时候他们非常兴奋，手舞足蹈地辩论，喝茶喝得很多很凶；在时候在他们大声谈论的过程中，尼古拉默默地起草传单，写完之后，向大家诵读一遍，然后立刻用印刷字体将传单抄写出来。
这时，母亲总是仔细地把断掉的草稿的碎片拾起来烧掉。
每天晚上，母亲总是为他们倒茶。她对于他们谈到的工人大众的生活和前途，谈到怎样更迅速更有效地向工人宣传真理，提高工人的热情等事情时的热烈情绪，都感到很惊奇，他们常常生气，各不相让地争执，你说我不对，我说你不对，于是双方都感到生气，可是不多一刻，却又争论起来。
母亲觉得，和他们比较起，自己早已更深刻地了解工人的生活。她觉得，她对他们担当的任务的艰巨，比他们本身看得更清楚。这种感觉使她对他们怀着一种宽容的、乃至有点忧伤的感情。正像大人们看到在扮夫妻游戏、然而却不明白这种关系的悲剧性的孩子时的心情一样。她常常不由自主地拿他们的话跟巴威尔和安德烈的话比较。比较之下，她感到两方之间存在着差别，可是起初她不能懂得这种差别。她时常觉得，这儿说话的声音比乡下还要大，她于是对自己解释说：
“得越多，说话的声音也就越响……”
可是母亲又常常感到，好像这些人都是故意在互相鼓舞，故意做出激昂慷慨的样子，好像每个人都想向同志们证明，真理对于自己比对其他人更为接近、更为可贵；别人听了不服，也来证明真理对自己是更接近，于是开始了激烈而粗暴的争论。母亲觉得，他们每人都想压倒别人。这种情形使她不安并难受起来，她动着眉，用哀求的眼光望着大家，心里想：
“他们已经忘记巴沙和其他同志了……”
母亲总是紧张地着这样的争论，她虽然听不太懂，可是却千方百计地探求着言语背后的感情。她能看出，在工人区里讲起“善”的时候，是把它当做了一个整体，这儿呢，却是将一切打碎，而且打处十分零碎；工人区里的人们有着更深、更强烈的感情，而这儿的思想却是很锐利的，有着将一切都剖开的力量；这儿更多的是谈论着破旧的事物。因为这种缘故，母亲深感巴威尔和安德烈的话对她更亲切，使她更容易了解……
母亲还注意到，每逢有工人来访的时候，——尼古拉总是变得特别随便，脸上露出温和的样子，说话和平常完全不同，既不像是粗鲁，又不像是轻率。
“这一定是为了使工人能够听懂他说的话！”母亲推测。
可是，这种推测并不能使她安心。她不难看出，来的工人也很放不开，好像心里受着拘束，不像他跟母亲，跟一个普通妇女谈话那样容易而随便。有一天，尼古拉出去之后，母亲对一个年轻人说：
“你为什么这样拘谨？好像小孩子要受考试似的……”
那个人咧开嘴大笑起来。
“到了不习惯的地方，虾也会变成红色的……到底不是自己的弟兄嘛……”
有时莎馨卡也跑了来，但她从来都不长时间地逗留。她说起话来总是一本正经的样子，连笑也不笑。每次临走的时候，她总是向母亲询问：
“巴威尔·米哈依洛维奇怎么样——他身体好吗？”
“嗳，托您的福！”母亲回答。“没事，他很快活！”
“替我问候他！”姑娘说完就了。
有时候，母亲向她诉苦说，巴威尔被拘留了许久，还不曾决定出审判的日子。莎馨卡了就锁住眉头，一声不响，她的指头却不由自主地抖动起。
尼洛夫娜时时感到内心有一种愿望要对她说：
“好孩子，我知道你在爱她……”
可是她却不敢把这话说出口——这位姑娘的严肃的面貌、紧闭的嘴唇，以及事务般的枯燥的谈话，好像在预先拒绝这样的爱抚。
母亲只好叹着气，无言地握着她伸出来的手，想：
“我可怜的……”
有一次，娜塔莎来了。她看见母亲非常高兴，抱住了她吻了又吻，然后突然轻轻地说：
“我的妈妈死了，死了，怪可怜的！……”
她摇了摇头，很麻利地擦了眼泪，接着说道：
“我很是舍不得我的妈妈，她还不到五十岁呢，应该还多活上几年。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死了反而可以清静安逸些了。她总是一个人在那儿，谁也不去理他，谁也不需要她，一天到晚只怕挨我父亲的骂。这样也算是生活吗？人活着谁都指望过好日子，可是我的妈妈除了受气之外，什么指望都没有……”
“娜塔莎，您说得对！”母亲想了一，说道：“人活着都是指望有好日子过，要是没有指望——那还算什么生活呢？”母亲和蔼亲热地抚摸着姑娘的手，关切地问她：“你现在只有一个人？”
“一个人！”娜塔莎轻快地回答。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忽然满脸微笑地朝她说：
“不妨的！好人是不会孤零零地生活的，一定会有许多人跟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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