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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日本人的资助。而且，乔夫坚信，日本人与中国人同文同种，同处亚洲，有过被西方列强欺负的同共苦难，可谓同病相怜、利害相关，崛起之后的日本会帮助中国革命。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日本人不可能无条件地资助，乔夫就开出了“租让满洲”这一令日本人垂涎的交换条件。
其实在对日借款这个问题上，革命党还是划分了两派。以黄克敌为代表的一派提出，在此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应该“一致御侮”，反对假借外力解决内政，要“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而以乔夫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认为这是千载难逢之机遇，主动向日本示好示利，慷慨出卖国家主权。乔夫为了求得日本支持革命党反对吴宸轩，曾经打算“租让满洲”给日本，这事情在党内拿出来讨论也不是一次两次，根本就是公开的秘密。只不过，比起国防军南下收复湖南的时候，乔夫与日本方面秘密洽谈的《中日盟约》，这一次乔夫的卖国行为却发生在南京临时政府组建后不久。
共和三年元月上旬，黄克敌致电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要求日本援助南京临时政府。日本政界觉得这是一个借机与南京临时政府订立密约，侵吞满洲的好时机，便指使在中国的三井财阀中国事务专家森格办理此事，森恪立即为此奔走。2月3日，森格与乔夫在南京会谈，乔夫要求日方提供一千万借款，作为租借满洲的条件。会谈后，森格草拟了发回日本的电报，并经由乔夫和胡展堂修改。这封电报现在收藏在日本国会图书馆，此次也一并移交给中国*政府。电文如下：中国财政穷乏，在年底(系指旧历)以前如无一千五百万元，即难以作战，而革命政府亦将陷于混乱。现因汉冶萍公司之五百万元借款业已成立，故又以招商局为担保，向我国邮船会社及英、德、美国等进交涉，拟再借款一千万元。此项借款，如在五日之内仍无实现之希望，则万事休矣；乔、黄即可能与六省缔结和议，将政权转让与吴。关于租借满洲，乔夫已表应允。日本为防止革命军瓦解，如能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与一千万元，则乔等与六省之和议即可中止，而乔夫或黄克敌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洲之密约。如借款不能到手，则军队大有解散之虞。南京动摇，乔夫必遭变故。故我国如有决心断然实行满洲之事，即请在四日之内以电报示知，续借一千万元。如是，即可使其中止与吴宸轩之和议。
会谈的具体细节在这份电报中可窥一斑，乔夫的南京临时政府急需资金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当时革命党人想通过获得日本的支持与北方六省自治政府决一雌雄。事实上，乔夫回国之前，南北双方将和议与战备当成了首要任务，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乔夫当上临时大总统后，组织了六路军队北伐，他是想“以武力扫除北京势力”，“消除南北之异端，斩断他日内乱祸根，树立完全之共和政体”。但是苦于没有经费，北伐计划无从推进。这时，在北方六省的吴宸轩政权再次西征，把革命党预定的山西、陕西都给弄到手里了。双方的矛盾激化，乔夫再次想用战争解决问题，并于1月29日，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北伐事宜。与森格的会谈，就是在这个情势下进行的。但是，乔夫这桩卖国生意没有做成。原因竟然是日本陆军部的反对。陆军部的人认为，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地方，理所当然地占有满洲，不需要用钱去“租”。没有经费，乔夫只能妥协，放弃了本来就是一场闹剧的北伐。其实革命党一直以来都未把东三省和蒙古地区视为中国领土，十八星旗的寓意就是关内十八省，明里是说汉人江山得以光复，满人退居关外。其实他们一直把日俄虎视眈眈的东三省视为鸡肋，不敢承担这块烫手的山芋。时不时的还打算用这块鸡肋换点实在的玩意，或许在他们心目里这根本就不叫卖国，要说卖也是卖的满洲人的国，不是大汉族的国。
乔夫在不少场合表示过可以租让满洲给日本，并非空穴来风。不过问题是，如何年看待乔夫卖国未遂。这涉及到历史观的问题，就是怎么看待历史、历史人物的问题，是政史分离地看，还是政史合一地看，是因人而事地看，还是因事而人地看，是脸谱化地看，还是复杂化地看，不同的史观会有不同的结果。
不过在全国上下同庆中国在家门口第一次获得一场战争的胜利的时候，当中国人面对曾经不可一世的小鬼子都可以俯视的时候，当神州百姓重新拾起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的时候，张南江把握时机，果断下手。凭借着这一手炒冷饭的功夫，居然炒出了一碗黯然销魂饭，成功的把革命党放在了民意民情的枪口下，翻旧账翻出了新花样，连多年宦海沉浮的徐菊人、熊秉三、孟洛川这三老也不得不佩服小诸葛的高妙手段。不过这么神奇的手段对付革命党这只半死不活的癞皮狗确实大材小用了。其实这还不过是张南江为他整个东升计划做的一个垫场演出而已，接下来的事情才是让后世的史学家都不得不惊叹这位首辅大臣的国士无双的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