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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肃贪院的成功，除上述独立、公正这两个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它诞生于中国民族经济起飞的时期，知识分子、公务员、工人、甚至部分合作化经营的农场农民，这些新兴的中产阶层人数倍增、社会各方已对贪腐到了难以容忍的社会阶段。原来的官吏可以通过垄断信息来鱼肉乡里，但是现在知识普及、信息便利，什么政策法规都能从报纸和书籍上获得，最不济也可以通过新华党在当地党部的宣传室里咨询，而且还是免费的。自从肃贪院清理了大批县府的贪污分子之后，大家对于这些把持基层政权的官吏们更是警惕，稍有不对就有人向肃贪院提供线索，不仅能获得一笔小钱作为信息费，如果案子属实还有机会获得罚没对方家产的15%作为奖励。另外《反洗钱法》的颁布，老百姓和原来把银子放在地窖里的老官僚们没啥感觉，但是山西票号和外资银行就感觉到了莫大的威胁，肃贪院随时的账户调阅和封存，那些把票号和外资银行当成避难所的贪官们血本无归了，票号和外资银行的声誉自然也就一落千丈，很快就被四大银行和其他商会银行给兼并了。除了几家平遥票号和阎家的晋商银行早已经改为真正的商业银行运作，并且和其他商业银行交叉持股之外，几乎全军覆没，也算是给封建社会的金融业画上了一个不太圆满的句号。
或许很多人以为肃贪院的高效廉洁，可以归因于“高薪*养廉”，不过知情者的爆料却证明，这一说法并不属实。因为肃贪院职员的薪水只比同期毕业的青干院的公务员高10%-20%左右。不过考虑到他们是雇员身份而且上升渠道非常狭窄，这点工资上的优势似乎并不足以形容为高薪*养廉。
更重要的是，相关资料表明，在没有任何法律和纪律要求的情况下，肃贪院职员中没有人投资金融或者有什么兼职外快，这在出身青干院又经常接触到金融信息的人群里，多少有点不可思议。于大院长对此的回答是，肃贪院人员在工作中经常要接触到与股价变化有关的信息，如某公司财务状况等，如果他们参与股票投资，其所拥有的这些信息可能会发生作用，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是不公平的。
肃贪院这种近乎苛刻的“严于律己”和不知疲倦的高效工作，使其在最近一年的公众调查中，获得了超过99%的被调查者支持。
一开始就断言官员贪腐不可能靠一个衙门就制止的议员们不得不承认他们那得自千年官场经验的判断还是失准了。其实连徐菊人、熊秉三、孟洛川这三老也私下里找吴宸轩，劝他对于官吏还是要宽严相济，认为水至清则无鱼。连一向对贪腐非常厌恶的张南江、铁流、彼岸这新华党三巨头找也找老大商议，看看是否能把肃贪的责任让新华党党内的纪律机关分摊一下，不过都被吴宸轩给婉拒了。在后来的基地会议上，吴宸轩单独发言强调，反贪的关键不是“严惩重判”，而是做到“逢贪必抓”。在他看来“死刑并不能阻吓贪污犯罪的发生，因为只要有高利润在，杀头的生意总会有人做；而‘逢贪必抓’则属那种肯定赔本的买卖，不会有人做”，所以，反贪机构的关键是要做到，对腐败“零度容忍”。
肃贪当然不是孤立的行动，不过和教育部的义务教育计划，新华党的新中国新文化“双新”运动以及各地的议会体制、司法体制建设是同步推进的。承历朝历代对贪腐的立场总是非常分明，虽然不乏官吏皆贪得混乱时期，但是就算是王朝到了卖*官弻爵的末世，贪腐也不是一种能被拿到台面上显摆的行径。所以肃贪的大旗下，倒也没有多少人敢说这是反动的。
吴宸轩极为罕见的高调推动肃贪院和司法反腐，而且对于人民监督的作用也没有放下，信访通道不仅在司法有，而且在议会、政府、肃贪院都各自有各自的类似部门、加上青干院实习学生和情调局、统调局特工们的监督，在中国想要贪污不难，但是想要舒舒服服的贪污受贿还不被人举报查办，能收获巨万而不被肃贪院请去喝茶的，恐怕就是凤毛麟角了。
看着贪官纷纷落马这种喜大普奔的节目在各地频频上演，百姓们中间吴青天的名声可就是与日俱增，虽然有心人注意到吴宸轩虽然是新华党的党首，但却没有加入新华党，而且连新华党的书记也是张南江在担任，这可不是竞选下一任总统的样子。吴宸轩究竟要得到什么？这个不仅是日本、革命党、满清余孽这些敌对派系在冥思苦想，连同一阵营内的大佬们其实也在思考着。
虽然不知道老大的意图，但是对于吴宸轩的所作所为，就连人老成精的徐、熊、孟三老也往往是事到临头才有所理解，其他人更是只有不明觉厉的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