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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反应，或许因为他的部下中像是黄骐这样的官吏是非常常见的。”
书中第五章官匪一家中是这样记述的：为了追求报酬的长期最大化，土匪反而愿意建立保护掠夺对象的秩序。侯少煊是著名的四川袍哥大爷，与土匪头子往来密切。他和这位女记者谈话的时候提到：
广汉位居川陕大道，商旅往来，素极频繁。但宣统年以后，时通时阻，共和肇始，几乎经常不通。不但商旅通过，需要绕道或托有力量的袍哥土匪头子出名片信件交涉，即小部军队通过，也要派人沿途先办交涉，否则就要挨打被吃。后来匪头们认为道路无人通行，等于自绝财源，于是彼此商定一个办法，由他们分段各收保险费，让行人持他们的路票通行。例如一挑盐收保险费五角，一个徒手或包袱客收一元。布贩、丝帮看货议费，多者百元，少者几元、几十元不等。……
匪头们鉴于普遍造成无人耕田和人口减少的现象，会断了他们以后的饭碗，于是也兴起一套“新办法”，用抽保险费来代替普遍抢劫。即每乡每保每月与当地大匪头共缴保险费若干元，即由这个匪头负责保护，如有劫案发生，由他们清追惩办。外地匪来抢劫，由他们派匪丁去打匪。保险费的筹收办法，各乡不一。北区六场和东区连山、金鱼等场，是规定农民有耕牛一只，月缴五角；养猪一只，月缴三角；种稻一亩，秋收后缴谷一斗；地主运租谷进城，每石缴银五角……如此等等。这样一来，有些乡镇农民又部分地开始从事生产，逃亡开始减少，匪徒们坐享收益，没有抢劫的麻烦，多少也有点好处。但是他们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钱财越多越好，人枪也是越多越好。这种分乡分片自收保险费的办法，总对他们有了限制，他们当然不能满足。所以有些出了保险费的地区，仍有抢劫事件发生。地方首人（当然是袍哥大爷）去报知大匪头，匪头只推说某些兄弟伙不听话，答应清查。有时也把兄弟伙“毛”（引者注：即杀掉）几个做个样子，以表示他们的“信用”。
虽然女记者并不清楚当地的物价水平，不过仅仅从田租或土地税的角度看，“种稻一亩，秋收后缴谷一斗”，土匪制订的税率在5%～10%之间，大有什一而税的儒家之风。这笔钱该如何定性呢？从来源看，这是对抢劫的替代，可以看作赃款。从形态看，如果把暴力集团建立并维护的制度看作“法”的萌芽，赃款便体现为制度收益，或曰“非官方税收”。从功能看，土匪收费之后，承担了维持治安、抗击外匪的责任，有时还杀几个违法的本伙兄弟以示信用，这笔钱又有点公共税收的意思。”
乔大总统在宋妹子的劝说下好歹吃了点湖州小米稀饭，可是吴大官人这边就腐败多了，一顿在当时还算不上丰盛，但是很有济南风味的宴席在大明湖的历下亭老商会俱乐部的餐厅里开席了。席间吴宸轩还是一手拿书一手筷的恶习，不过和吃饭的时候摊开实验数据翻看的王子衿小姐相应成趣，这夫妻俩还真的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不过吴宸轩这厮手里拿着《共和万象千里行》边看边拍案叫好的形象就太不厚道了，看着给革命党添堵的文字也不算少了，不说铁流那如椽巨笔对于糟蹋四川百姓的革命军阀极尽冷嘲热讽，就是彼岸兄一篇篇的社会调查报告连载在从《齐鲁日报》改版的《中华日报》上，在国人的面前把乔大总统和革命党的脸打得啪啪作响。这样的文字当然不是这位女记者的稚嫩笔触可以媲美的，不过这位江上青记者很有手段的采用了白描的记述手法，自始至终没有任何自己的主观评论，通过的是外国人和很多海内闻人的话来讲述，反而在客观性上占了上风。很多南方的读者对于南北论战中的问题或许还有地域性的偏袒，但是江上青的这本书却让他们从心底里就愿意相信这些都是现实，没有一分的粉饰也不带一丝抹黑。
“江上青听说还是双十妙龄，这手功夫还真让铁流兄、彼岸兄叹服。”吴宸轩扭头给坐在角落里的贺敏寒贺大局长（情调、统调两处都升格为局，从总参中脱离出来，直属吴宸轩的秘书室和侍卫室）“我说，贺局长，这个江上青的来历调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招揽的可能，是个人才，别放，啊！”
吴宸轩的突然变调让一起聚餐庆祝老大订婚三周年以及即将补办婚礼的众位大佬们都是一惊，不过看着瓷牙咧嘴的揉着大腿的总座却无奈的放下书本给爱妻夹菜，还有一直眼睛就没离开报告的未来主母那只刚收回来拿勺子喝粥的芊芊玉手。大家选择了无视，该吃吃该喝喝，一律暂时性失忆的干活。熊秉三还和徐菊人两个人瞄了一眼总座夫妻俩，会心的一笑走了一杯，让吴宸轩恨得牙痒痒，这对老不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