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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除了响应官府的抗洪救灾的力役之外，沿河地区，抛家舍业者，有数十万人，大量百姓，携老扶幼、背井离乡，只为躲避洪灾。
一时之间，大河下游地区，一片混乱，社会、经济秩序遭到严重破坏，朝廷的统治，官府的行政，都经受着极大的考验。
惠国公宋延渥乃是刘皇帝委派的抗洪救灾前线“总指挥”，每次从他那里上报的奏章，总是充满了严峻、紧急、危机等字眼，令人心惊肉跳。
而坐镇京城，调度指挥的宰相赵普，一月之间，也是担惊受怕，最怕的就是收到哪里又决口了，哪里又受灾了。
由于对雨灾的警惕预见不足，已经在刘皇帝那里吃了挂落，若是后续的救灾事宜再出差错，待灾情缓解之后，他宰相也绝对讨不了好。
而最让人感到沉重的，是这场灾情还远远看不到缓解的时候，更遑结束。
有鉴于洪灾水情，刘皇帝也没有再继续退居幕后，在汉宫之中纳福乘凉了，这种天灾国难面前，他也难有这个心情。
进入六月之后，刘皇帝更连下训令，督促朝堂官府，勉励臣民百姓，呼吁上下一心，全力抗灾。
由于大雨持续地近乎诡异，朝中有不少官员都请奏上表，希望刘皇帝能够祭天祈福，以解灾情。
这样的奏请，自然被刘皇帝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原因也很简单，若是撞个大运，祈福有效，能够增加自己身上的神圣性也就罢了。
然而，若是祭天无效，那样岂不更引得人心思变，这样的结果，就不是刘皇帝乐意见到的了。尤其是，刘皇帝咨询过钦天监的那些“天文专家”，从他们口中判断，这场大雨洪灾，还看不到缓解的征兆。
同时，在这种形势下，刘皇帝也是分外敏感的。太平时候，应付一下，祭祭天，拜拜神，也就罢了，而这个时候，刘皇帝心怀疑忌的是，会不会有人拿天人感应那一套来说事，讲什么君失其德，政失其道，以致上天降灾，警诫世人。
所幸，朝中还没有这样的傻人，敢在这个时候跳出来触刘皇帝的霉头，即便有人心中有类似的想法，暂时也只敢憋在心里。
刘皇帝还特地下了一道明诏，从毫无文采的诏文中就可以看出，乃是刘皇帝亲拟，而没有经过李昉的润色。
刘皇帝直白地训斥了那些不求努力救灾，反而指望上天怜悯开恩，指出抱有这样想法的人，都是消极抗灾，不思纾难救民的庸臣碌人。
措辞异常严厉，诏令下达之后，至少西京这边，朝廷的思想是基本统一，牵涉有司也更加专心致志地进行抗洪救灾事宜的差事。
六月己丑（初二），郑州、东京、宋州官府相继上奏，言汴河水情有异，这些奏报，在河患未已的情况下，引起了朝廷的高度重视。
政事堂连发政令，让沿汴州县官府提升预防等级，做好人力物力储备，提前应对，以防汴水生变。
没法不重视，汴水可是中原的核心水脉，黄金水道，连接运河，沟通南北，若汴水为患，伤害的可不只是东京等重要城市，连西京这边都要受到影响。
毕竟，当下的西京洛阳，每年也有大量的物资支持，是来自东南地区的。
不得不说，大汉过去治了二十年河渠，成绩最为显著的，就是汴水为主的中原水道。其后，水害的影响果然从汴河流域蔓延开来，不过得益于官府的提前应对，严防死守，再加上河工上的便利，汴水最终没能成灾，得以平稳度过，安全涉险。
整个五、六月份，大汉都是在同暴雨洪水的抗争中度过，人未能胜天，却也不曾屈服。一直到六月二十一日，双方达成“和解”，雨水止，洪患平，渡劫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