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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血与豪情，更何况此次是契丹人主动搞事，而对于北面的强敌，上下也都抱有一定复仇雪耻的心理，毕竟任其在北疆猖狂几十年了。
有的人呢，则纯粹是凑热闹了。而禁军的高级将帅中，也多有下场表态的，比如韩通、孙立、李重进、李继勋等人。
包括赋闲多年的前侍卫司副帅王殷，也主动向刘承祐上表，希望能北伐从征。当年何福进病逝，朝廷选派北面都帅，任命都已经下达了，可惜王殷得意猖狂，行为放肆，为人弹劾，也触怒了刘承祐，直接被一撸到底，不只丢了北面都部署的帅位，还把侍卫副帅的军职也给丢了。
这些年，朝廷不论是取荆湖，还是灭蜀，王殷都曾主动请求出征，不过都被刘承祐给拒绝了，一是大汉不缺将校，何须他这个花甲老将，二则是，当年的不矩行为给刘承祐印象实在太差了。
这一次，也是王殷最后一次主动请命了，如果再不能给机会，他也就不作他想，忧忧郁郁地去过他的晚年了。
剩下的将帅中，慕容延钊、向训、赵匡胤也都没有轻易表态，这是三名政治成熟的将帅，心里清楚，下面闹得再积极，还得看皇帝的态度。而北伐的决策，可是朝廷头等的大事，需要朝廷诸公仔细讨论，全面筹算，不是轻易可下决定。
这些，都还是在京的将帅，而地方的将领们，尤其是河北的边军，虽奏表未至，但刘承祐已能料想到彼辈跃跃欲试之志，拳拳报国之心。
将帅请命的背景下，是一场事关大汉战略的争论，南北之争，这几乎是贯穿开国以来大汉战略方向的议题。
早年的时候，基本没有太大的争议，当时国家实力不足，战略环境也谈不上好，四面皆敌，且漏洞不少，那样的情况下，选择攻取南方，是最合理、风险最小、收益最高的选择。
即便如此，在乾祐四年，南征在即，辽军聚大兵南下，火神淀之乱，当时就有不少人提议北伐。为何，还是北塞残破的局面下，大汉上至君臣，下至军民，安全感不足。
在拓地淮南，西收秦凤后，国力渐富，兵势渐强，又有人向刘承祐建议北伐。当时辽国虽然也恢复了几年，但政治不稳定，宗室贵族叛乱不休，让人看到了机会。
不过，稍加思量后，刘承祐还是拒绝了，仍旧坚持南攻北守的战略，北面既能维持基本的和平，给足了空间，那便按照既定的战略走下去。
其后，收荆湖，平孟蜀，及至如今。如果北面边情不变，那么接下来一举平定江南，仍是坚持不可动摇的战略。
但是，这一次不同了，辽国主动改变，掀起战争，将汉辽之间脆弱的平衡地打破。平衡一破，刘承祐不得不严肃北顾，不是心志的动摇，而是来自北面的威胁不得不重视。
朝廷之中，再度掀起了南北战略之争，并且这一回，并不局限于少数的股肱文武。在5月7日这一天，刘承祐干脆下诏，命在京五品以上文武，各上策略，讨论南下北上事。
这封诏书，也反应了刘承祐内心的纠结。在群臣各抒己见的浪潮中，刘承祐对近臣发表了一番感慨：“都乾祐11年了，朕还在为南北战略头疼！”
议潮之中，刘承祐也不由思索，原来的历史上，北宋平定南方，一直到吴越献土，辽国都没有如此大的反应，为何？
思虑良久，虽未彻底洞悉其情由，终是有所得。
如果说正史中，五代乱世的结束，从后周的建立开始正式奠基，走上统一的快车道。而今的大汉与之相较，只是在各方面提前了三年，但是这三年的内功修炼，发展到后面，其间的差距可就不止是区区三年了。
中间少了三叛连横之害，少了王朝更替的混乱，又没有北汉的掣肘，征淮半载而定......这些使得王朝的元气得到了极大保存，恢复发展的速度更不可同日而语。再加刘承祐苦心孤诣的励精图治，以致大汉国力军力之强，远迈“同期”，带给辽国君臣的压力当然也是不可同日而语。
而正史上，等北宋发展到如今大汉的程度，辽国也同样安稳积蓄近二十载，又没有栾城之战的重大损失，自然安稳些。并且，进入到耶律璟后期之后，辽国的政治环境，也确实有些混乱，国内矛盾也重复剧烈，对宋事务也有心无力。
而如今，大汉带给辽国的压力感太强了，倘若辽国君臣有忧患意识，就绝不会面对大汉平南而无动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