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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是从陆路取道豫州，由庾楷的人转交到王恭手上的，但由于荆州这些天一直下雨的缘故，书信上的字迹显得有些模糊。
王恭无法从模糊的字迹上认出这是殷中堪的笔记，所以认为这封信是庾楷伪造的，又想到上次的兵谏之后，他便做出了提前出兵的决定。
去年出兵实在是太顺利了，只需要北府军就可以拿下京师了嘛，殷中堪他们来不来又有什么关系呢？
王恭此时是充满自信的，但自信有时候也会转化为自大。
司马道子听说庾楷倒戈，这才意识到他对自己的重要，遂写信赶忙派人去劝他回心转意，“当初你我恩同骨肉，曾一起在帐中喝过酒，一起结下互不背叛的誓言，彼此间何其亲密！而如今你舍弃故友另结新援，难道忘了王恭当日对你的羞辱？纵然你肯屈身事他，可他大权在握时，难免不会将你当成反复无常的小人，又怎么可能信任你？身首都难保，又谈什么荣华富贵！”
庾楷回信说，“当初王恭带兵入京参加先帝的葬礼，王爷您可是束手无策，几乎要坐以待毙啊。要不是我发现情况紧急，提前率军抵达京城，王恭怕是那次就开始作乱了吧。上次王恭发动的兵谏，我也早有准备，只能您一声命令的。我自问没有对不起您的地方，可您呢？因为害怕王恭而杀了王国宝和王绪，从那之后，还有谁肯为您效力？我庾楷可不想学王国宝，把全家一百多口人送给别人去屠杀！”
司马道子接到庾楷的拒绝后，便知事情已无法挽回，只得下令全国戒严。
司马元显对司马道子道，“这就是您上次姑息纵容的结果啊！如果这次再趁了他们的心意，那他们下一步的目标就是您了！”
司马道子已经吓得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索性一头扎进东府城，拼命借酒消愁。
司马元显在西洲城设立临时指挥所，命卫将军王珣、右将军谢琰带兵征讨王恭，命司马尚之带兵攻打庾楷。
从此东府城门可罗雀，而西洲城开始车水马龙。
此时殷中堪也已集结好军队，以杨佺期兄弟率舟师五千为前锋，桓玄为第二队，自己率兵两万接应，三路兵马相继顺流东下。
可王恭的身边却响起了刘牢之的反对声，“您是朝廷的国舅，会稽王是天子的叔父。会稽王秉政以来，并没有得罪将军，前不久还为您杀了他宠爱的王国宝和王绪，又将王廞的阴谋告诉了您。他对您的尊敬，已经足够多了。朝堂上最近的人事调动虽不能说是尽善尽美，可也算是差强人意；而且他割的是豫州庾楷的地，您有什么损失呢？晋阳清君侧的战事，岂可反复发动呢？”
王恭自认为是名士，他对刘牢之这种“兵家子”提出的意见是不可能在意的；刘牢之对王恭这位顶头上司，也是颇不服气的。
刘牢之的官位，是靠为立下汗马功劳拼来的，其间的每一步升迁，都对应着一段流血流汗、搏命厮杀的历史。
放眼整个大晋，现在还有谁论战功比得过刘牢之？
刘牢之对王恭的一番话，可谓刻薄已极。
其言下之意是，——朝廷人事任命是你该过问的吗？你以为你是哪根葱啊？
王恭向来胸怀坦荡，当然不可能听得出刘牢之的潜台词了，所以依然故我，还高调地上表谴责司马尚之兄弟和王愉的罪责，要求朝廷允许自己讨伐他们。
刘牢之所以说出这番话，是有底气的，因为此前司马元显的秘使已拜会了他。
这个秘使就是庐江太守高素，他出身北府军，同时也是刘牢之的老朋友，他带来了司马元显的承诺，——你只要造王恭的反，他的官职你来干。
这个重诺也只有年青无畏的司马元显才敢发，因为在门阀士族秉政的东晋，下等士族、寒门是不可能成为方面大员。
谢安就曾说过，“刘牢之，不可独任。”
东晋的历史上，出身寒门的大将似乎也只有陶侃一人而已。
司马元显看到的是眼前利益，只要干掉王恭，什么都成；至于以后如何发展，管不了那么多。
刘牢之不由得怦然心动，便与儿子刘敬宣商议此事，后者也表示赞同，而且听命于中央总比听命于王恭更名正言顺。
可这世上哪有不透风的裤子？
刘牢之密会高素的事，还是被王恭的参军何澹之探到了风声，于是王恭也很快得到了这个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