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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卫将军姚益男统领一万步兵协助守卫洛阳，又派遣征东将军、并州牧姚懿南下驻屯在陕津作为声援。
吏部郎懿横觉得如此处置不妥，秘密向姚泓进言，“姚恢在姚弼党人叛乱时，曾为陛下建下大功，而陛下即位以后，他并没得到特别的封赏。现在让他镇守安定，就如同被置于必死之地，又不能参与中央决策，他心里能没有怨气吗？而且那里的百姓都认为安定是一座岌岌可危的孤城，想迁回长安的人十有七八。要是姚恢鼓动几万思归心切的军民叛乱，回师长安，不就成为国家的大灾难了？臣认为，现在应该将姚恢调回来，以抚慰其心。”
在姚愔、尹冲等人造反冲击皇宫失败后，姚泓曾命姚恢处死姚弼一伙的重要成员——安定太守吕超；姚恢这道命令迟迟没有动作，很久之后才将吕超杀死。姚泓因此怀疑姚恢也参与了姚弼的阴谋，而姚恢也为此深感不安，悄悄聚集私兵以图自卫。
两人的关系，虽名为君臣、兄弟，实则是互不信任的。
听了懿横的谏言，姚泓只是叹了口气，摇头道，“姚恢如果怀有作乱的想法，如今召其入京，只能加速灾祸的到来罢了！”
镇守洛阳的陈留公姚洸，此时正看着各地送来的文书，其内容不是面面告急便是处处失利，他顿时便觉得头昏目眩、方寸大乱起来。
除了向长安发出求救信之外，姚洸此时算是彻底失去了思考能力。
倒是宁朔将军赵玄向他提出了一条建议，“如今晋朝的入侵部队已深入我国的疆土，各地人心恐慌，都无固志。而且我军人数太少，敌军兵力又多，很难与他们正面对抗。如果我们出击，在野外迎战晋军，一旦失利，大势一去就再也不可挽回！方今之计，最好是将外地的守军撤回，放弃所有外围据点，集中兵力固守金墉城，等待朝廷援军。只要金墉城不被攻破，晋军绝对不敢越过我们西进潼关，而我们正可以凭借坚城，以逸待劳，等待晋军的士气慢慢衰竭，再寻找取胜的机会。”
中国古代有几座著名的都城，其西北部都建有一组巍峨壮丽的高台。
与普通建筑相比，这些高台建筑等级较高，影响也相对大一些，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史上，是比较引人注目的现象。
历史上最为人称道的这类高台，首当曹魏邺城的“铜雀三台”，另一处则是汉魏洛阳城的金墉城；金墉城在历史上久负盛名，它和邺城的铜雀台一样，也是南北向排列的三座建筑，并且设在城的西北隅。
《水经注·谷水》称这组建筑于洛阳城，“谷水又东，逸金墉城北。魏明帝于洛阳城西北角筑之，谓之金墉城。起层楼于东北隅，晋宫阁名曰‘金墉’，有崇天堂即此地。”
洛阳为天下名城，东汉末年历经浩劫，宫室尽毁。
曹魏立国后，开始着手修复洛阳古城。
汉魏洛阳城从魏文帝曹丕时代开始营建，至魏明帝曹时基本宣告完工，建成后的洛阳城重新恢复了天朝都城的风貌，道路系统完备、城池坚固高大，俨然一派皇城风貌。
和东汉时期的都城不同，魏晋时期的洛阳城增添了一座卫城——金墉城。
金墉城北靠邙山，南依大城，城垣宽厚坚实，地势险要，是整个都城的制高点，俯瞰洛阳，易守难攻。
魏明帝当初修建此城，是为了避险防乱，安身立命之用。
但命运弄人，金墉城没有成为一座保卫之城，反而成了一座监狱城——作为魏晋时期的“政治监狱”，它的用途接近于英国的伦敦塔，或法国的巴士底狱。
曹魏嘉平元年，司马师废魏帝曹芳，将其囚禁到金墉城；咸熙末年，魏主曹奂被迫“禅让”于司马炎，连同“魏宫故人”一起被迁往金墉城。
到了西晋末期，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专权，将杨太后废掉囚禁在金墉城；赵王伦掌控大权后，将贾南风废掉也囚禁在金墉城。
后来赵王伦篡位，干脆把晋惠帝也关到了金墉城，赵王伦的大逆不道引起了八王之乱，他们打进洛阳后，将晋惠帝从金墉城迎出来，却把赵王伦关了进去......
作为关押政治犯的场所，金墉城的防卫措施还是修建得极为完善的，姚洸若是按赵玄的建议行事，虽未必能挫败晋军，但起码可以多坚持更多的时间。
或许，说不定他真的能够等到援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