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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
解决汉阳铁厂的质量问题只需要对铁煤进行化验分析,再选择碱性平炉,或改造酸性转炉,就能够加以解决。
但在当时,中国缺乏技术人员,缺乏科学知识;洋人工程师刁难掣肘,不肯轻易传授关键技术。所以,当困扰汉阳铁厂多年的问题,被陈文强三下五除二地解决,又投入资金使汉阳铁厂起死回生后,便立刻引起了世人的惊叹。
“半个月?”湖广总督张之洞,放下报纸,摘下老花镜,不可思议地连连摇头。
“不止半个月。”身为张之洞幕府“通译”的辜鸿铭想了想,说道:“听说先期到达了一批人员,得铁厂总办李维格配合,相关工作已经展开。陈文强到时才算正式接收,说是半个月,实则一月有余。”
“一月有余呀!”张之洞叹了口气,“数年之难,他竟能月余解决,真是洋务奇才也。岑春煊,嘿嘿,还真找到了好臂助。等到朝廷嘉奖,他在朝中地位更固,声势更强啊!”
“陈文强也未必是岑春煊的人。”辜鸿铭沉吟着说道:“应该是互相借势而已。不过,这陈文强思虑很周全,借着汉阳铁厂一转颓势之机,正在报纸上大谈公司化运营的好处,显是要推动朝廷尽快实施那个《公司法》,以为国家工商发展铺平道路、减少阻碍。而从深层来看。未尝不是为以后岑春煊万一失势而预留后手。”
“言之有理。”张之洞深以为然,说道:“若《公司法》推出,汉阳铁厂已改为商办。自是由该法管理。朝廷刚施新法,陈文强又是立宪派主力,当不会岑春煊而株连。无论岑春煊是盛是衰,这陈文强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只是,这家伙未免太不将本督看在眼里了,至今尚未投贴求见。”
“有本事的人自然有些傲气。”辜鸿铭倒觉得没什么大不了,这也与他的脾气禀性相近。便帮着陈文强说话,“刚刚接手铁厂。事务繁忙,一时抽不出身也是有的。”
辜鸿铭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十四岁时,辜鸿铭被送往德国学习科学。后回到英国。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
在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辜鸿铭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先后获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会操九种语言。在结束了十四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后,辜遇到马建忠并于其倾谈三日,思想发生重大改变,随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学习中国文化。并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辜鸿铭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要知道,想把中国古代经籍译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时精通对译的两种语言,能够透彻理会两国文化。否则,就根本无法从整体上体现中国文化的精奥之处,这绝非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因为有学问。有本事,辜鸿名虽然二十多年来一直只是张之洞的幕僚。但却很傲气,甚至敢拿张之洞和端方前后两任湖广总督开涮。
“除了有本事,还很有钱。”张之洞停顿了一下,沉吟着说道:“应该是善筹资,不仅国内的,还有国外的;不仅是华人的,还有洋人的。汤生,你说这粤汉铁路修建一事,能不能委托与他?”
1896年10月,清政府下旨修建粤汉铁路。但因耗资巨大,工程延迟至1900年7月才动工,且进程缓慢。至1903年8月仅建成49公里的广州至三水支线。1905年6月(光绪三十一年),张之洞又奉旨督办粤汉铁路。先是经过与美国公司的艰难交涉,以高价赎回路权,定由三省各就本省地段。
本来呢,从洋人手中收回路权,由中国商绅集资,通过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建设铁路,是件大好事。特别是随着经济上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拒外债、废成约、收路自办”成为全国士绅的鲜明口号,收回矿权和路权也成为了国民的自觉运动,特别是知识界和民族工商界都为之大力鼓吹。
由此,中国人“不借洋债、自行筑路”便也成为热潮,各地商办的铁路公司也陆续成立,如广东潮汕铁路公司、湖南全省支路总公司、川汉铁路有限公司等。但是,资金不足是商办铁路的最大问题。譬如广东筹集股本一千四百万两,相当于广东境内粤汉铁路投资的一半;湖南筹集五百万两,不到粤汉铁路湖南境内投资的五分之一;四川筹集一千六百万两,只相当于川汉铁路西段(成都至宜昌)投资的六分之一。
另外,这几个省为了集股,又设立米捐、房捐,甚至抽收租股(按亩收租股)、盐股、茶股、土药(鸦x片)股,小户、贫农也在所难免,徒增负担。而铁路公司职员的侵蚀挪用,更是常事。最为讽刺的是,四川在1903年成立了铁路公司,尚未修一寸铁路,却已支出一千多万两,账目堆积如山,无法算清。如此商办,粤汉、川汉铁路通车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
与此相对应的,借助外资修建的铁路则大都资金充足,建设速度也快,如京汉铁路、沪宁铁路和汴洛铁路三条长线陆续竣工,这和“奏办多年,多无起色”的那些商办铁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于当时国内极度缺乏铁路建设和管理人才。因而在铁路修建过程中外方派出这方面人才,这似乎也不为过,很多时候也谈不上有意控制中国路权。就这点而言。民族主义固然激越动听,但效果却未必上佳。
张之洞和辜鸿铭看到了这一点,但在民族主义纠葛的背景下,决策就陷入了两难境界:继续商办政策,则于铁路修建的迫切要求和国家的长远发展不利;但要举借外债、实行铁路干线由国家建设的政策,虽然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完成铁路建设,但却必然遭到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激起大规模的反抗浪潮。
辜鸿铭想了想,轻轻摇头道:“耗资太大。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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