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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成为国际救济委员会中唯一的中方委员。
在许传音博士的主持下，共在南京建起了25个难民营，收容了约20万到30万难民，他还把自己的两栋洋房也拿出来给难民住。
作为唯一获准在南京城内自由走动的非汉奸中国人，许传音博士全程目睹了日军暴行，他后来成为东京审判庭上指控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人。
周赫煊问道：“许博士，如果日寇攻陷南京，你会带着家人离开吗？”
许传音摇头道：“应该不会走。我身体不好，家业也在南京，我必须留在这里保住家产。周先生认为日寇会攻到南京？”
“不好说，”周赫煊叹息道，“以中日两国的军事力量来看，恐怕南京是保不住的。而且作为中国的首都，日寇一旦攻陷南京，恐有昔日旅顺之事。”
“大屠杀？”许传音噌的站起来。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周赫煊拿出20万大洋的汇票说，“不管如何，战乱一来，百姓遭殃。这20万大洋，还请许博士收下，雇佣一些牛车和马车，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孤儿寡母和老弱病残撤离。”
许传音感觉脑袋晕乎乎的，他只是个小官僚兼资本家而已，周赫煊莫名其妙找到他，又莫名其妙给他20万大洋，还说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话。
直到几个月后，许传音才真正理解了周赫煊的用意。
实际上，国民政府从今年11月份开始，就在有计划的组织南京市民撤离。对于内迁的难民，政府沿途在各市县设有难民所，免费发放难民证和少量路费，同时也联系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予以扶助。
在战争爆发前，南京的常住人口是101.5万，而到南京陷落的时候，已经只剩下50万了，能走的早就提前走了。
那些不愿走的南京市民，大致分为五类：
一是奉命留下的。比如划拨给国际安全区的警察，比如国党和共党特务，又比如学校、医院和机关单位的留守职工。
二是自愿留下的。比如世界红卍子会的副会长许传音博士、协管金陵女大难民营的程瑞芳女士，他们都自愿留下来救助难民。
三是难舍故土的。谁都料不到日本会搞大屠杀，好多平民百姓辛苦半辈子，终于打拼出一点家业，比如店面、比如房产、比如土地。让他们丢下这些产业，背井离乡朝着未知的远方前进，他们很难下定决心。
四是难以成行的。这些人生活比较贫困，大撤离期间车费昂贵，交通工具难寻，只能靠步行一点点前进。太辛苦了，而且生活没有保障，他们都不愿走。
五是亲日派。这些人仗着跟日本人有联系，或有生意来往，或直接当汉奸，还以为日寇来了就能升官发财，结果好多都稀里糊涂死在大屠杀当中。
历史上，南京宪兵挨家挨户动员撤离，耗尽唇舌之力，也无法劝动那些市民离开。
周赫煊又能有什么办法？
就算到处宣传日寇要搞大屠杀，那也得有人相信啊！
周赫煊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可靠之人留下一笔捐款，给生活困难的难民提供帮助，让那些想走而没有能力走的人得以保命。比如这种情况，宪兵怎么劝说都不走的一户人家——寡妇指着卧病在床的婆婆和几个小孩反问宪兵：你让我怎么搬？
有了周赫煊的资助，至少那些孤儿寡母可以离开。
周赫煊鞠躬敬礼道：“许博士，请你务必帮忙，拜托了！”
这招很管用，一般人还真受不起周赫煊的大礼，许传音连忙扶住他说：“钱我收下，我给你开一张收条。若是用不上，等以后再还给你，如此可好？”
“多谢！”周赫煊抱拳说。
等把周赫煊送走，许传音才站在阳台自言自语：“什么乱七八糟的？”
在南京大屠杀以前，许传音只是个普通人，他还没有得到灵魂和人格的升华。
当然，既然答应周赫煊帮忙，许传音这样有责任感的好人，肯定会尽量给困难者提供救助，能救下几个算几个吧。
离开南京，周赫煊又专门去了一趟汉口，视察正在修筑当中的武汉长江大桥。
时值夏季，洪讯将至。
武汉三镇的长江水位明显上升，估计再过半个月，大桥的修建又将暂时停工，因为年年爆发的洪水就快来了。
周赫煊询问了一番进度，得到的答案是，大桥至少要到明年春天才能竣工，稍微出点问题恐怕要拖到夏天或秋天——那时正在打武汉会战。
周赫煊决定仿效茅以升的做法，让施工方在桥墩上预留安放炸药的洞口，方便以后日军打来了就炸桥。
这座桥在南北交通运输中非常重要，早建成一天，就能为战时物资和士兵的运输提供便利，同时还能方便北方逃来的难民过江。
希望能早日建成，并顺利炸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