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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立下誓言，纵不能成为洪武爷、祖父爷一样天威不可侵犯，但也得朝纲独断，皇帝说一便是一，说二便是二，绝不容许有官员借此名垂千古，这是他的底线，容不得半点质疑。
众官儿见皇帝提起锦衣卫与东厂，隐隐有些担心，对于六部的官员由此反应，内阁与六部的尚书并非一无所知，这天下的官儿有一半靠着大商人支撑才在这京城之地立下根基，商人大把大把的投下银两，所为何来，一方面固然想获取官家的保护，另一方面也不是存了各种利益的牵扯，如税收上，各种便利，各种通商的限制等等，如今皇帝要征收商业税收，无论是多少，这都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局面，多年集聚的资本此时不用，更待何时，所以在皇帝以最强音与苏州的杨峥形成一唱一和的局面后，沉默后的京城，终于谋划了这一次的举动，另一方面来自官员，京城知名文官出身于工商业家庭的也不在少数，“许多工商业者特别是他们的子弟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加入官绅之列，他们在京城购买商铺，利用官家身份地位大发其财，可谓会商贾一体了，非如京城如此，闽广隶浙沿海大造楼舡，公行货贩，仕宦豪右为之聚薮，大把大把的官家其实有两种身份，上朝的时候他们是朝廷的官员，可下了朝他们就是商了，朝廷要征收商业税，实则从他们手中夺利，利益面前岂可轻易松手，这几日的酝酿虽是众人早已酝酿的，可终究是有些疏忽，，没想到他们选择了在这样的一个日子，从另一方面也看出他们的决心了，想到了有可能的君臣怒目而视的局面，杨士奇心头一叹，宣德一朝君臣和睦的局面，是他亲手打造，实在不忍心看到这种惨不忍睹的局面。
可皇帝态度明显，以义利观将这次商业税事件放在了道德制高点上，谁反对谁便是只顾小家不顾大家，身为内阁首辅，自不能落下这样的名声，所以明知道这事儿不能以硬碰硬的方式继续下去，有心想劝说两句，可又怕在皇帝的心目中落下了不顾大局，私心重的印象，倒也不好多说什么。
胡滢自家就在京城之地做了不少生意，今日来还想着借这次机会向皇帝劝慰几句，在大明做官，做的是官，可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一家子吃喝拉撒睡，轿夫、丫鬟、仆人这些可都要银子的，他身为二品的礼部尚书，也不过是月俸六十一石看着还不错，可在这京城之地根本难以立足，他既不想行那贪污之事，也不想落下贪污的名声，所以不得不在这京城之地做了些买卖，起先不过一家铺子，买卖也是一些绸缎而已，勉强赚取一些家用而已，可这事儿一旦做开了，就不再是独门独户的事情了，同乡、亲朋、好友、同僚可没少来照顾，一来二去彼此就有了照应，况且这朝堂之上，也并非他一人在做，在师生关系、老乡关系盘根错节，少不了需要彼此照应才可将这买卖做下去，如此就难以独善其身了，就拿这次就有其门生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所请，请他以商人苦困为由，不得打商业税的主意。
事实上出于自身的利益顾虑，他也的确有这个意思，为此他也精心准备了一番写了个奏折，奏折上他痛心疾首的说：“加派之害以税计，商税之害以日计。商税非困商也，困民也。商也贵买绝不贱卖，民间物物皆贵，皆由商算税钱。今税撤而价不减者，实由矿税流祸四海，困穷加以水旱频，仍干戈载道，税撤而物且踊贵，况复而宁知底极乎。并在奏折的末尾提出，夺民之财，非生财之道也；生财之道，生之，节之，两端而已’。言辞虽激烈，但语气却是劝说的意思，毕竟身为大明官员，做着大把的生意，从中获取大把的银子，却反对朝廷征收商业税，或多或少有些底气不足，此时看皇帝强硬的态度，再看杨士奇低头不啃声的模样，哪还敢在言语。
皇帝骂了一阵，怒气似乎消了不少，逗弄了一会儿太子，将目光重新抬起来，扫了扫群臣忽的冲着杨士奇问道：“历朝历代虽重农抑商，却从未放弃过过商业税的征收，宋代在全国各地设置场、务等机构，专门征税，其税收算是历朝历代最高的，商税分为两种：过税，每关值百抽二，是对行商抽的；住税，值百抽三，是对坐贾抽的。正税之外，还有杂税，高额的商业税早就了赵宋三百年的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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