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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是个笑话？“徐朗叹了声道：”成祖在北京缔造新都、疏通大运河，夏原吉便限制全国商人，只许在北京以米换取“勘台”，于是北京各仓的米十分充裕。米是可以卖钱的，于是夏原吉解决了缔造新都的费用问题。成祖又要张辅平定安南并五次亲征漠北蒙古，夏原吉于是又准许边疆各地“开中”，也应付了少军费与军粮的开支。胡荧“寻仙”、解缙修永乐大典、郑和下西洋，成祖的花费没有止境，而夏原吉张罗的本事有限。于是，便自然而然也走向“通货膨胀”的歪路。尽管永乐时期经济发达、国泰民安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经过二十二个年头的痛快花费，白米一石的价格，已由洪武初年的一贯，涨到五十贯了，这样的米价在宋代算不上贵，可偏偏我们大明的百姓竟吃不起？这着实让人费解的很？“
杨峥一笑道：“其实不难理解，刚才我已说过，是观念的问题？”
徐朗似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入，或多或少不能理解杨峥的这说法，在他看来，百姓便是农户，农户耕种良田，想要获得好的收成，自然要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去经营，要不然哪来的产量！没产量一家人吃什么，总不能吃黄土吧，所以大明的百姓为了获得更高更多的产量，将大半的精力束缚在土地上，似宋朝那般自由散漫，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这也是他疑惑的地方，大明的百姓明明是天下最辛苦的人，却偏偏是天下最吃不饱肚子的人，这种巨大的反差他不是没有深思过，可这毕竟是一个大得超乎他思考的命题，始终找不到方向，直到杨峥与他的一番谈话，让他多少有些感悟，宋代疆土小，人口多，除了宋代在农业上的寻求技术的突破之外，更大的好处来自商业，如丝织技术有新的提高。苏州、杭州、成都三个著名的官营织锦院，各有织机数百台，工匠数千人，规模宏大，分工细致，丝织品种类繁多，产品精致美观。
南宋纺织业中最重要的成就是棉纺织业的进一步发。随着棉花种植的推广，棉纺织业逐渐普遍起四来。宋人《木棉》诗中有“车转轻雷秋纺雪，弓弯半月夜弹云，……机杼终年积妇勤”等句，反映了扦子、弹花、纺纱、织布的劳动过程，以及所用铁铤、弹弓、纺车、织机等各种棉纺织工具，这些在大明是看不到的，至少是眼下看不到，事实上在商业上获得得巨大成功，最直观最有效的说辞，就是来自宋朝的国库收入，大明自洪武登基如何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与移民垦荒，也实行屯田政策，军屯面积占全国耕地的近十分之一，国库一直并不充盈，便是到国力强大的永乐一朝，国库也一直勉强能维持罢了，等永乐皇帝一死，继皇位的仁宗不得不竭力节省糜费，增加收钞的市税与“门摊”(京师北平各个城门口的卡子税)的税率，同老百姓声明一俟钞价增高，便减除这所增的税率。同时打击贪官来获取国库充盈，可即便如此，国库仍旧不够用，反而是宋朝，疆土不及明朝一半，常年战事不断，又是割地又是巨额的赔款，可即便是如此，宋代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
大明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一百多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可论富裕程度远远不如宋代，这种直观的感受，让徐朗心头困惑渐渐明朗，从宋熙宁10年（1077）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而大明经过洪武爷励精图治数十年所得的赋税200万两，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但宋代却是个特例，狭小的疆土，连年的战事，巨额的赔款，迫使宋代不得不将眼界放开，转向了商业与海外的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