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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番话寻常百姓未必听得懂，但读书人，围观的大户富户自是听得懂，所谓先论其心再观其行，其实就是断案中遵循的一种说法，叫做“原心定罪”是董仲舒在“春秋决狱”中提出的重要审判理论。他在《春秋繁露？精华篇》中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心，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意即：“春秋决狱”必须根据犯罪事实来探索罪犯的犯罪动机等主观心态。“原心定罪”的审判精神在后世尤其是唐、宋、明、清均得到了贯彻并予以发展。唐人柳宗元说：“圣人之判，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校其供入亡实，原本定罪，穷理辩刑”。宋人朱喜主张：“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权，立君臣之义以权之”。到了本朝，时人也讲究一个：“论罪者必原情”。说到底就是法制外不外乎人情，但这个人情就得看你作奸犯科之事，心态如何了，若是恶的，自是不必说，倘若是作奸犯科之时，心存善念，律法虽无情，但也是可容情的。众人虽不知知府大人从何处看出刘得贵其心险恶，但大老爷断案由此规矩，谁也说不得什么。
“大老爷我什么都说了，不曾隐瞒？“惨叫的刘得贵大声喊道。
况钟喝道：“你这贼道，还敢遮掩。本官听你所言，那支助本是一个贪婪之人，如此费尽心思为你谋取了主母，成就一番好事，能飘然而去，倘若当真如此，那此人必是高风亮节之人，又岂能指点你做出如此龌龊之事，你还敢说你招了么？“
众人听了此处，才一脸的醒悟，心道：“青天大老爷果然心细如发了，这事儿说到底刘得贵固然有贼心，却无贼胆，若非得支助指点，得了贼胆，方才成就了一番好事，如青天大老爷所言，若那支助是一个高风亮节之人，是断然不会做出这等伤风败俗之事，然而他做了，那么只有一点，另有所图，而刘得贵却只用了一句不知所踪就交代了支助的去向，一来不符合常理，二来不能让人相信，这么一想，众人再看被按在地上痛打的刘得贵就多了几分憎恨了。
刘得贵本想辩解几句，无奈衙役的混子如雨点一般落下来，那还说得出话儿来光顾着惨叫了。
这么一会儿功夫，十几棍子打下去，眼看着大老爷没有停下的意思，钱夫人再也忍不住，一把冲上前，双手死死的抓住衙役的棍子，哭着道：“不能再打了，不能再打了，妾身说就是了！”
况钟道：“还不速速说来！”
钱夫人收起了哭声，道：“回大老爷的话儿，这事儿得贵确实不知，唯有妾身一人知晓罢了，大人所言不差，那支助是一个无利不起早的卑鄙小人，他怂恿了得贵与妾身做了苟且之事后，便以恩人自主，得贵感支助教导之恩，时常与妾身讨东讨西，奉与支助。支助指望得贵引进，得贵怕妾身嗔怪，不敢开口。支助几遍讨信，得贵只是延捱下去。日子一日的过，妾身与得贵越发恩爱，平日如夫妇无异，早已忘记我是有了夫君之人。
我那夫君，一心忙于生意，寻常数日，十天半个月也不曾回家一次，这一次竟早些回来了，看着夫君风尘仆仆的回来，妾身才惊觉，心头既有些后悔，又十分害怕，趁着空闲，找来得贵告知他此事，免得日后出丑。得贵一来是个老实人，也怕夫君知道这事儿，对妾身不利；二来自得支助指教，以为恩人，凡事直言无隐。夫君突然回来，让他毫无主意，便寻了支助与他商议。那支助虽报读圣贤诗书，却是个棍徒，见得贵不肯引进自家，心中正在忿恨，听得贵如此说来，便觉是一个好机会，可以趁机勒索些银两，便出言吓唬得贵，扬言要将这等丑事告知夫君。得贵害怕，求他高抬贵手，放了妾身，并答应给他好处。
说到这儿，钱夫人轻轻叹了声道：“夫君诵读了诗书，为人聪明的很，做生意是一把好手，短短几年的功夫倒也为家中积攒了不少钱财，他场面在外奔波，自觉对不起妾身，每次回来留给妾身的银两也不少，长年累月下来，妾身足足有了五百多两银子，妾身心知那支助那此事要挟，是想要些好处，我便将这五百两银子交给得贵，让他给了支助，好请他不要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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