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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发生，处境悲惨。
而徭役的名目也日益繁多，大规模的徭役征发十分严重。使得苏州矛盾激化，若不是苏州自古是繁华之地，只怕早已发生了暴乱，这也是历朝历代走向灭亡的原因之一了。
早在建国之初，洪武帝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为此他多次令民归耕，并以减轻赋税为鼓励措施。洪武元年，规定允许百姓垦荒田为己业，并免徭役和赋税三年。洪武三年，令苏、松、杭、嘉、湖五郡无田百姓到临濠垦种，官给钱、粮、耕牛、种子，免徭役三年。又以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给十五亩，蔬地二亩，免租三年，有余力者不限顷亩”。“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又令四方流民各归田里，丁少地多者，不许多占，丁多地少者，验丁拨给荒田。这些措施有效地召回了流散人民，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和农业生产的恢复，由于朱元璋本人的童年遭遇，对百姓极为优待，开国之初，便定下了农业税为三十税一，整个税收并不高，整个明初因朱元璋的强力推行，这项国策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朝廷官官员不敢随意增加苛捐杂税，因此明初的国家的赋税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准上，百姓的负担还不算太重，等永乐登基后，税收还是这个税收，但在其基础上增加了不少捐税，这些税收并非针对百姓，但在种种特权之下，新增出来的负担全都被豪门地主转嫁到佃农身上，一些百姓实在无力承担太过繁重的赋税，便将土地买个豪门大户、官员门下，做了佃农，每年只需交比朝廷更低的税收，便可以过活，而一些贵族阶级，，为了更多的吸引百姓作佃农，在天灾人祸的时候，趁机降低税收，以达到利用佃户，耕种田地，收其租税，以供挥霍。这样导致的后果，这就加速了农民的破产和土地兼并的进程，佃农不堪重负而逃亡，自耕农为活命出卖土地，至使流民队伍不断扩大，大量的自耕农的消失，又直接导致小手工业者的破产。因为大多数手工业者生产的产品是面对普通农民的需要而生产的。由于土地兼并，90%以上的人口变成佃农，交了地租所剩无几，也就丧失了购买力，手工业者的产品也就失去了销售对象。当农民纷纷破产沦为佃农的时候，就会直接导致手工业者的作坊破产，或毫无所得，这样的后果碰上了寻常年月，倒还能勉强应付，一旦碰上碰上了天灾人祸的年月，对一个王朝往往就是致命的打击，这一点在明朝末年最为显著，土地集中已经到了空前的程度。王公勋戚和地主豪绅疯狂的兼并土地，大多数的农民相继失掉土地。在四川，一个普通的地主就占有几十家佃户。在浙江和福建，有田的占1/10，为人佃作食力的占9/10。北京、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等地的绝大部分的腴田，都被王公勋戚和地主豪绅侵占。
一般地主豪绅通过豪夺巧取，“求田问舍而无所底止”。江南的缙绅富室占田少者数百亩，多者数千亩，乃至万亩。河南的缙绅富士，占田少者50000——70000亩。最突出的是藩王占田。万历时，福王封藩河南，明神宗一次就赐给他田地200万亩，河南田地不够，“并取山东、湖广田益之”。天启时，明熹宗下令拨给桂王、惠王、瑞王三王和遂平公主、宁国公主二公主的庄田，少者70——80万亩，多者300万亩。各州县以致无田可拨，于是勒令各地人民分摊银租，叫做“无地之租”。这种局面，这种局面使得天下良田日益被少数人占有，大多数劳动人民就不能分享社会生产和发展的成果，从而就引起劳动人民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最终将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停滞和倒退，从澄县王二点起农民起义的烈火以后，明朝的统治阶级就再也无法扑灭，一茬又一茬，直到李自成打进紫禁城，崇祯吊死在煤山上，明朝灭亡，才算是对这次土地兼并做出了总结，眼下的大明虽没有到达这种局面，但从宣德年初，江南风气越来越坏，随着江南的赋税增加，许多文官阶层多出身于江南地区商人与富裕地主阶层，导致官商勾结。具体政策表现在商业活动的税很低（三十税一，折合百分之三）甚至不收商税，地主凭借官员（举人，秀才）身份逃避田税，国家税收集中在自耕农身上，造成自耕农阶层迅速破产，沦为流民，土地则集中在商人和地主阶层手中，随着土地的高度集中，大批农民沦为佃户和奴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