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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经济重心南移，陆游称“苏常（州）熟，天下足”，宋人进而美誉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苏州则“风物雄丽为东南冠”；明时期又成为“衣被天下”的全国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境内有着诸如名茶碧螺春、白沙枇杷、乌紫杨梅、大佛手白果、水晶石榴、水蜜桃、牛心柿、青梅、柑桔、白核枣、李等等，素有“洞庭十八熟”之彦。还有闻名于世的太湖三宝（三白），即白鱼、白虾、银鱼以及白毛金爪的太湖大闸蟹、太湖水晶虾、青虾等等，良好的经美食，酝酿出了独一无二的苏州文化，即使从一个侧面来看，就能看出苏州文化的独一无二的文化，诸如建筑、绘画、雕刻、堆山叠石、花木盆景、诗词楹联、家具陈设……每一项都是苏州文化的一个门类，足以让任何人惊叹，而有这样的文化，一方面得益于文化之生命力在于繁衍不绝、生生不息的传承和开拓，文化长河之内生机在于奔腾不息、永不终止的流淌与前进。另一方面源于苏州世世代代不息的继承和传播，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同时，又正是由于一代一代人的辛勤探索与不断的创新，使苏州的文化日益根深叶茂，绚丽多彩。因此，苏州人怎么看浑身都散发着一股书卷之气。
眼前这老者虽自始至终一句话没说，但就在哪儿一站，行礼的姿势，浑身散发的气度就与旁的商人有些不同，若说非要用个词儿的话，就是儒商最合适了，事实上，在苏州固有的文化氛围下，苏州的商人，大多是贾而好儒，许多苏商在从商之前皆是儒生，他们从很小时就熟读经史，有较高的儒学修养。只因”士而成功者十之一”，所以，在科举之途上碰壁的读书人就只好”弃儒从贾”，即”先儒后贾”，”以儒服贾”。这些儒生虽然改换”贾”服，但对儒学仍情有独钟。他们从现象上看忙碌于商务，但其本质却是”儒”，以”儒”作为内在素质来经商，以儒学的哲学与伦理来指导经商，长此以往，形成了苏州特有的”先贾后儒”，这种现象，在大明初期就层出不穷。如苏州首富沈万三，人说沈家之富得之于吴贾人陆氏，陆富甲江左…尽与秀”。，又有人说“元时富人陆道源，皆甲天下……。暮年对其治财者二人，以资产付之”，“其一即沈万三秀也”，但有一点没人否认，身为巨富的沈万三，仍是 ”雅好诗书”。如他在发迹后，也很懂得风雅。他常常在自己豪华的家里宴请达官贵人，除了山珍海味和醇酒美人外，还拥有三班女乐。杯觥交错之余，女乐们尽情表演音乐歌舞以欢娱嘉宾。她们既是歌妓，也是乐师，演奏的大都是沈万三与他的朋友们最爱听的昆曲音乐。观看的人们济济一堂。仅为华屋担任守卫、打更巡逻的更夫等，就多达六十几人，每晚还供应点心酒肴，一个晚上要吃掉十瓮酒和三十盘红烧蹄膀。定居周庄后，专门延请王行为塾师，设馆于银子浜。王行教书教得好，文章也写得好，沈万三给他的报酬是黄金一镒（在当时为二十两或二十四两），这样的酬劳很可观。沈万三十分懂得知识的作用，更希望子女们肚子里都有很高的学问，能够与外国商人周旋，以继承自己开拓的家业，使沈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事实上不仅仅是一个沈万三，追随朱元璋来苏州的彭家，大雁刘，这些人莫不是”归而读书，学文词”，许多人因文化学问太好，最后中了科举的也不少，可以说苏州的与儒家离不开。
良好的儒家学问，让他们在从事商务活动中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儒家思想来指导。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对从商有直接指导意义的主要有两点：其一是以”仁”为本的思想。孔夫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人性善”，可以说是儒家伦理中的核心概念，是对个人德行的最高要求。把”仁”、”善”的要领贯彻到经商实践中，就必须坚持方法与手段的合理性与合德性，使经商能达到”至善”的目的。
不少大商家，奉行，”平生仁心为质，视人之急如己，力所可为即默任其劳，事成而人不知其德。其或有形格势阻，辄食为之不宁”。他们经常谆谆告诫儿子说：”我祖宗七世温饱，惟食此心田之报。今遗汝十二字：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亲好人。”又尝说：”人生学与年俱进，我觉'厚'之一字，一生学不尽亦做不尽也。”教导其子孙在经商中要存仁爱之心、宽厚之德，这是经商成功的奥妙之所在。其二是以义统利的思想。儒家的义利观，是把义和利看作既对立又统一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