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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番话儿说得锵锵有力，愣是让郭大人找不到反驳的话儿，况且人家还连带着皇帝，自己的官儿都是靠着皇帝推上去的，上次不顾皇帝的生日，硬是要走户部一笔银子，皇帝心头正生着气呢，哪还敢再多言。
他不言语，自有人言语，刑部侍郎王朗道：“要银子未必就一定要开海禁，下西洋，郭大人刚才不是说了么，我大明如今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可谓是盛世，这一点尚书大人不会不同意吧？”
“有盛世的户部只有八十万两银子么？郭姿心里嘀咕了声，但这话儿他可不敢说出口，不说如今满朝文武百官都沉浸在盛世之中，就是当今圣上，莫不是如此，世间最恼人的事情就是沉浸在美梦之中，被人无情的点破了，他一把年纪，早已没了往日的锐气，也不想做这个出头鸟，涉及皇帝的话儿，他自不会多说，哼了声道：“这个老夫不否认！”
王朗继续道：“既是盛世，何愁没银子，我看这东南富甲天下，可比朝廷富裕多了，我大明税收低已经几十年了，适当的加些税收也不无不可？“
其他众人纷纷点头表示附和。
“王侍郎此言差矣！”站在文官第三位的杨溥忽然摇头道：“东南是富，可王大人忘记了，江南官田重赋，从洪武爷就定下的规矩，经过这么多年的搜刮，已经不堪重负，不少农民大批逃亡，国家税源减少，拖欠严重。苏州府，从永乐二十年至洪熙元年欠粮三百九十二万石；松江府，从永乐十三年至十九年不得不免征几百万石。宣德初年，苏州府累计拖欠至七百九十万石。宣德五年，松江额定征收田粮的起运部分为四十三万九千石，实征六万六千石，只征得百分之十五，这样一个的东南，还是王大人口中的富裕之地么，再说了，江南再富，不过是仗着国泰民安，地方便利罢了，也不是家家都有沈万三的聚宝盆，其收取重税已有数十年，再加派赋税，这不是让江南百姓肩膀上的担子更重了么，我可听说了，江南可有许多负担重的地方，比如淅直，每年上税收百万两，累积已有数千万两，东南富户因其破产者无数，更不消说普通百姓了，许多人铤而走险，出海为寇，又加重东南匪患！如此情形，恶性往复，民生早就困顿已极，久而久之，才有了江南之地”只负重税之名，而无征输之实。这一点王大人不会不知道吧？”
其实不用杨溥说，众人也都知道，鉴于张士诚、方国珍的缘故，江南之地，从朱元璋时候起就一直颁布减轻税额的诏令，但多数情况是朝令夕改，言而无信。因为江南是朝廷的财赋重地，承担着官僚、勋贵的巨额俸禄支应。到宣德年间，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宣德五年宣宗再次下诏减轻官田税额，而户部考虑到支出的困难，往往”私戒有司，勿以诏书为辞”。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忱被派往江南整顿田赋。周忱拉皇帝诏书作大旗，抵制户部的压力，与苏州知府况钟等经过一个多月的筹算，对各府的税粮都作了认真调整，仅苏州府即减七十二万石。周忱本想更多地降低一些官田税率，如，当时一种田称古额官田，税额特别重，耕种者无力负担，周忱请求依民田起科。太师郭资和户部尚书胡濴便弹劾他”变乱成法，沽名要誉”，要求给以惩治。宣宗虽然批评了郭资、胡濴，但也没有答应周忱的请求。朝廷不愿承受更多的”损失”。周忱便把思路转到以灵活的政策办法促进赋役改革和均平负担上来，这事儿就在今年发生不久，人人可是清楚无比，所以杨溥这话儿一落就得到了众人的附和。
杨荣道：“江南已经不是大明初期的江南，王大人还是不要打江南的主意为好？”
杨士奇道：“可不是么，江南的局面如何糟糕，如今最要紧的是与民休息，使江南的经济迅速恢复繁荣的局面，诸位也知道，江南的农业承接历代天时、地利、人和，技术之改良和推广，素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唯有繁荣江南，才有更多的赋税，而不是在江南经济尚未恢复的时候来雪上加霜，这样做，无疑是杀鸡取卵是万万要不得的？“
江南的问题，众人心知肚明，杨士奇又说的是实话，所以一番话说得许多人点头不止，就是朱瞻基也觉得这番话儿言之有理，唯独那个王侍郎闹了个大红脸，本想借此机会出出风头，如今可好，风头没出着，还落得两位内阁大臣的围攻，哪还敢在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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