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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宗即位后同样延续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他曾说：”其盛也本于休养生息，其衰也必有土木兵戈。汉武承文、景之余，炀帝继隋文之后，开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乱，岂非恃富庶不知儆戒乎？汉武末年乃悔轮台，炀帝遂以亡国，玄宗卒至播迁，皆足为世大戒。”除与民休养生息外，对待臣下，仁宣二帝则广开言路，善于纳谏。明仁宗曾对謇义、杨士奇等臣子说：”前世人主，或自尊大，恶闻直言，臣下相与阿附，以至于败。朕与卿等当用为戒。”明宣宗即位后则进一步继承和发扬这一广开言路、纳谏的风尚。他对大臣说：”汉、唐诸君，文帝、太宗能纳谏，文帝几致刑措，太宗致贞观之治，亦皆受善之效。”
明宣宗对这几位重臣十分信任，对于他们提出的建议总是虚心接纳，君臣之间的关系很是融洽。”当是时，帝励精图治，(杨)士奇等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每岁首，赐百官旬休。车驾亦时幸西苑万岁山，诸学士皆从。赋诗赓和，从容问民间疾苦。”朱瞻基虽登基不足五年，但大明已是天下陈平，百姓安居乐业，算是大明最好的年代，而这一点在天子脚下最为明显，此时街道人头涌动，各种叫卖声络绎不绝，仔细去听，也不知那个酸雅的文士摇着纸扇，扯着嗓音在吟唱一曲《水调歌头》：
平生太湖上，短棹几经过，于今重到何事？愁比水云多。拟把匣中长剑，换取扁舟一叶，归去老渔蓑。银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脍新鲈，斟美酒，起悲歌：太平生长，岂谓今日识干戈！欲泻三江雪浪，净洗胡尘千里，无为挽天河。回首望霄汉，双泪坠清波——？“词儿算不上多好，但吟唱之间，颇有几分江湖的霸气，让人颇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因此曲子一出，少不了有人吆喝，这个带着醉意的喊道：”喂，唱曲的，再唱一遍？“
那个则喊道：“唱什么唱，就知道喝点猫尿，不做生意了？明日吃什么？”
“这个扫兴的娘么？”原先那男子骂了声，倒也没在就需要求，跟着传来一阵粗狂的吆喝声，迅速在喧闹的人群里传递了出去。
杨峥的轿子从街道上走过，各种喧闹的声，如潮水般涌了进来，他非但没有感到烦躁，反而觉得这喧闹的声音与那混杂不清的诗词相互融合，竟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交响曲，令人感觉无比的放松，甚至有些自豪，这是一个盛世的歌声，再没有比这个更动听的歌声了。
一路听着歌声，脑海里却运转开了，很显然，皇帝是有意下西洋，还是连绵不绝的那种，但从前世的记载所看，朱瞻基的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而且是永远不会实现的那种。
这一点从朱棣下西洋就已经暴露了出来，永乐六年造宝船四十八艘，永乐十七年造宝船四十一艘，以补充船队。“府军卫卒赵旺等自西洋还……初旺等随太监洪保入西洋，舟败漂至卜国，随其国俗为僧。后颇闻其地近云南八百大甸，得间遂脱归。始西洋发碇时，舟中三百人，至卜国仅百人，至是十八年，惟旺等三人还。”
“后之奉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然中国前后耗费亦不赀。其随行军士，或以舟败漂没异国，有十余年始得还者，什不存一二云。“这样的记载，前世资料不少，从这一点看，也并不是所有的都是鬼话，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说到底还是大明的国力所致，永乐初年，郑和下西洋的花费，若超过了百分之五，朝廷就难以承担了，单说这一点，文官还不至于迎来这么多的骂声，下西洋最大的弊端在于由于郑和远航，藩国使节大量涌入中国，中国出于外交礼仪又不能驱逐他们，只好被迫接受其商品并以支付大量“赏赐礼品”。这并不表明，郑和下西洋是为扩大贸易，实际上永乐六次下西洋，所能进行的贸易的确是很少，没有形成规模，而是为了远播大明王朝的威望。炫耀大明皇帝的权势与道德、携归新的贡物、唤醒旧有“番部”、展现中华文明的先进性，这才是郑和远航的真正目的。他们有时也将言行相结合，帮助效忠大明王朝的朝贡国驱逐篡权者，或者是消灭过分猖狂的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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